在消费主义盛行、娱乐至上的后现代社会情境中，个体呈现为分裂、多元、没有方向的“单子”状态，普遍的道德原则的社会效用减弱。然而，面对碎片化、平面化的后现代世界，人们仍然希望存在着把呈现为“单子”状态的不同个体聚拢起来并彼此联系的共同体。由此，作为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结合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提出了后哲学文化观，也称“文学文化”观。他从后哲学文化观出发，一方面强调文学对于个体的创造和自由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文学能够通过情感、想象力增强公共道德团结。在罗蒂看来，文学表现了人们对于更好的世界的期待。

一、文学文化与道德

在罗蒂看来，传统哲学尝试通过理性对实在的“镜子”式的呈现来获得真理，从而使哲学成为人类所有知识的基础。基于此，罗蒂用“系统哲学”“大写的哲学”“镜式哲学”来指称传统哲学。长期以来，从柏拉图到康德以传统哲学为基础思考道德问题的方式一直占据着西方道德哲学的主导地位。这种传统的思考道德问题的方式坚信“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知识系统可一劳永逸地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①[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页。。罗蒂指出，追求所谓超越时空的亘古不变的真理与实在，体现了以柏拉图、康德等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家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排斥。传统哲学家通常以理性的代言人自居，或者坚持不懈地探究超越感官世界的哲学本体，或者孜孜不倦地追寻普遍永恒的一般人性，并期望在此基础上创造以本体论、知识论与价值论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由此出发，传统道德哲学主张，在人的个别的道德行为与具体的道德选择背后，存在着超越人类文化、语言、历史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它具有普遍绝对的约束力，是评价道德行为永恒不变的唯一标准。人可以运用理性发现和理解永恒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不过，怎样运用理性去发现和理解永恒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是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基于此，自柏拉图以来，这种在西方具有支配地位的传统道德哲学为了确保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的永恒性、普遍性与绝对性，将对于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的探求转变为对于道德知识的探求，将洞晓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的能力转变为论证道德知识的能力。

由此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到18世纪后期的康德以传统哲学为基础思考道德问题的方式存在着一直未能走出的困境，即具有永恒性、普遍性与绝对性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来自于抽象的人性，其永恒性、普遍性与绝对性对于一般性作为“类存在”的人来说是有效的，但对于特定的具体的个人就不一定是必然的和无条件的。因为特定的具体的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决定其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的未必是永恒普遍的理性，而更多会受到种种社会、文化、经验、传统等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面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坚持以永恒普遍的理性作为道德原则基础的哲学往往对人性进行高贵与卑贱的二元区分。在罗蒂看来，这种二元区分使传统哲学总是对于现实中真正的道德问题视而不见。因为传统哲学确信，推动道德进步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教育那些理性能力较差的人学会使用理性从而培养与巩固自己的道德意识。然而传统哲学没有认识到其所提出的道德理论的空幻性和独断性，偏执地寻求同一等级与秩序，以哲学理性的抽象思辨取代感官经验和具体实证，由此面对具体道德争端不是通过容忍、尊重他人的观点而是依靠强行整合差异，不是通过对话、说服而是依靠压服获得一致性。这样一来，传统哲学以永恒普遍的理性作为道德原则的基础不但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关系，相反，却为自以为道德完美无缺的人压制异端声音和残酷对待非同类的人提供了依据，导致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即：“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奴役、拷打、挨饿致死，而施暴者却是一些真诚的道德上严肃的人，他们从这一个文本或另一个文本引经据典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①[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

罗蒂指出，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发现，理性、实在、真理乃至哲学本身的基础性地位其实并不牢固，只不过是基于一种先验的逻辑假设之后，哲学开始向新的形态发展，即罗蒂所说的“教化哲学”“小写的哲学”。 这种新的形态的哲学不再把唯一的、权威的“终极真理”作为目标，只是为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事物提供饶有兴味的具有实用效果的描述，目的在于通过不断创新的描述和可持续的谈话实现人的自我或精神生活的转变，同时防止出现将某种描述制度化、固化为一般可通约性的标准。西方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也只是一个描述和谈话不停深入连续进行以及描述和谈话内容不断创新的过程，而非不断探求唯一的、权威的“终极真理”的过程。在谈话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谈话形式和思想意识，都是从不同视角出发产生的对于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描述，都是致力于解释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各种现象并引导人的行为适应世界。基于此，罗蒂提出了否定传统哲学的“后哲学文化”。他具体阐释了“后哲学”的含义，即：“‘后哲学’指的是克服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某种非人类的东西（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联系的信念。”①[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页。由此出发，后哲学文化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否定具有二元对立特征的形而上学观念，强调个体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随机性、或然性因素，认为进步、自由比“终极真理”更具有实用意义，哲学应该将生活本身而不是“终极真理”作为探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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