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詹福瑞 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路径千差万别，但其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问题。发现并提出问题，通过一定的途径解决问题，这是所有学科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因此，无论个人著书立说，还是辅导学生论文，学者们都特别强调问题意识。而问题的产生和提出，有的来自某一学科发展的进程，有的则直接来自现实。《论经典》这一选题的生成，既来自现实的需要，同时也与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我2003年调到国家图书馆工作，至今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图书馆的馆龄。作为图书馆馆员，我不仅与书结下更深的缘分，而且领会到读书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深切感受到倡导读书之于图书馆员的责任。所以，利用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这方天地，组织了一些推动阅读的活动。随着这些活动的深入，我逐渐看到了一些关于读书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大众文化的流行，不仅令文化变成了供人消费的商品，而且也使读书退化为单纯的消遣娱乐。大众阅读下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同人们接受大众文化的心理一样，首先表现出快乐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这是一种快乐至上的非理性阅读心理。它追求享乐，放纵官能，止于快感，陷入阴暗的混沌的本能领域。阅读领域的快乐主义盛行，不仅使读者沉溺于感性的受用，还使读者逐渐丧失理解和感受作品内涵的能力，使读者的阅读能力平庸化。快乐主义和享受主义的盛行，也使阅读成为逃避社会现实的避难所。由回避精神产品中有深度的思考内容，延伸到对社会问题的逃避。大众阅读心理还表现出趋同性和盲目性：缺乏个性，盲目从众，成为阅读的普遍心理。一方面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强势进入，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客观上挤压了个人独立的文化空间，诱使读者的兴趣和习惯都自觉或不自觉与大众传媒保持一致，日渐变为阅读取向标准化的读者；另一方面，则是读者主动交出其阅读的自由裁量权力。乐观地分析，读者不愿花费脑力思考问题，是其原因之一；但更严重的是大众阅读也许令读者失去了判断力和理解力，所以习惯于跟风，跟着广告走，跟着电视走，大众传媒喂什么，读者就吃什么。这种大众阅读，会塑造成什么样的读者？给阅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使读者自然而然疏离经典，并且最终远离经典。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当下的读者正在远离数千年累积下来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经典，经典已然被边缘化。而这委实是一个不祥的兆头。所以，我们不单是要推动阅读，使这个世界多几个读书人，而且还要提倡读经典。这个社会不排斥轻飘飘的阅读，但更应该多些有深度、有厚重感的读书。既然提倡读经典，就必须从头说起什么是经典，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才会解释清楚人们为什么要读经典。所以我下决心花点时间深究此一问题，这是我研究经典的最初动机。 当然，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探究经典，也有学科理论自觉的考虑。从文学学科的角度来考虑，研究经典也有其必要性。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课程设置就是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百余年过去了，文学史的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以介绍作家作品为主。但是，哪些作家、作品可以进史或者不能进史？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基本上依靠的是经验和事实。而这，应该说是不严谨的。其实，文学史遴选作家、作品，至少有两个条件，或曰编选者的考虑：其一，是作为一个时期文学的代表，即一种文体、一个流派、一种文学现象的样品，选入文学史；其二，即是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经典，在文学史中给予介绍。如果选择经典进入文学史，就必然涉及何为经典的问题。 因此，论经典虽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其意义却不仅仅在于从理论上解决经典的一些基本问题；还在于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理论支撑，为提高全民阅读的质量提供理论支持。 然而，进入“经典”这个话题，我发现自己进入到一个很深的陷阱。原来，自上个世纪以来，围绕经典竟有一场硝烟弥漫的文化战争。欧美的经典之争，始于20世纪70年代文学教育的民主化进程，其焦点是传统经典的合法性问题，重构经典是其主要目的。我国的经典之争最早反映为20世纪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争论，衍化为文学理论界关于经典讨论，经过近20年的探讨，形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认真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可发现经典研究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经典，局限于编写教材的需要，关于经典的讨论，更多是来自高等学校，因此关注的角度偏于甚或主要在文学教育，文学史教材编撰中何人可列为经典，是经典争论的起点也是终点，忽略了社会普通读者这一重要阅读群体的阅读现象，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跳开经典教学为了规范、树立标准的立场，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来看经典阅读，究竟为什么要读经典？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或者说没有得到认真而令人信服的回答。其次，在经典的讨论中自然形成了本质派和建构派。本质派认为经典决定于文本本身，而建构派则认为经典是建构起来的，并不决定于文本，二者各执一词。这样的争论，既深化了对经典的认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研究的视野，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无法做到圆融通照。如关于经典的内部属性，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缺少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欧美和中国反经典与捍卫经典两派的理论，对经典内部品质都缺乏集中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研究经典建构的各种关系时，一些十分复杂的关系被简单化，有的现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遮蔽。如讨论经典与政治的关系时，一些文章过于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经典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经典对政治的从属性，忽视或无视经典与政治关系中的另外一个向度，即少数的经典并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经典实际上是冲破了权力的禁锢与干扰而得以传世的。 研究经典，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阅读实践问题。研究经典，必须熟悉经典。从作品出发，不仅可以使经典理论研究更加有血有肉；而且可以解决诸多关于经典的疑难问题。用经典来说明经典，是此研究最为可靠，也最为得力的研究方法。为此，我集中时间，重新阅读中外经典著作，仅仅一年时间，就阅读了50余部经典著作。通过梳理理论问题和阅读经典，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我认为，经典属于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过，它不是只具有标本意义的文化遗产，而是“活性”的、仍然参与当世文化建设的文化遗产。经典的形成，首先来自它自身的品质，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在其传播过程中，确立其经典的地位。当然，经典文本所具有的品质，还仅仅是其成为经典的文本条件。必须承认，经典是在传播过程中建构而成的。我的《论经典》一书正是在问题意识之下，实事求是地调和“正典”和“非典”两家的观点，首先在分析历史遗留下来并被认可的经典的基础上，讨论何为经典、经典的价值及其存在的意义，而后再来探讨在历史传播与建构过程中，经典与政治、媒体以及教育的关系。 在《论经典》一书中，我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经典的内在属性，意在解答阅读经典对于个人、民族和人类的重要。作为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经典首先具有传世性。一部精神产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经过两个以上的文化阶段，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读者克服了阅读的“时尚性”，达到了对一部作品价值的肯定性共识，才可能成为经典。所以，儒家的经典《周易》《诗经》《论语》《孟子》和道家的经典《老子》《庄子》历经千年，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儒家经典作为主流文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影响到士人的安身立命。道家经典，则作为与儒家思想并行的思想体系，作用于政治，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如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在不同时期与儒家积极有为的政治观互为消长，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理念。而对于士人而言，道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影响深刻，出则为儒，入则为道，几乎成为大部分封建士人的处世之道。1911年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家和道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在，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除《尚书》《周礼》等逐渐变为只具有认识价值以外，以上所说的几部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作为思想资源，依然对中国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其经典的地位并未因社会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其原因即在于这些传世经典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保存着前面所说的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共识，并且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血液。经典的第二个属性在于它的普适性。任何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作品，都会跨越时空，超越族群、阶级和性别的局限，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这是因为经典反映了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的方案。此外，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经典探讨并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共同存在的人生、人性问题，同时也积淀了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如：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憎恶，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对专制与压迫的反抗，对真理与正义的坚持，等等。经典的第三个属性是其权威性。经典的权威性来自经典的判断优先。即读者在阅读经典过程中，认识到自己见解的局限，承认经典的判断比自己先行一步，而且比自己的见解更加高明，因而对其心悦诚服。如果一部经典在历代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评价中，都得到了承认和认可，就形成了杜威所说的“集体理智”或曰“共识”，因此而具有了权威性。通过经典内在属性的揭示，旨在告诉读者，经典凝聚着人类思想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体现。阅读经典不仅使社会得到不断进步，而且也使读者个人达到自我完善，套用朱利安·班达的话，正是由于有了经典，“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 在欧美，上世纪70年代后掀起一股反经典的浪潮，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师法福柯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典，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亦是捍卫经典的主将。他面对经典的“憎恨学派”，写下《西方正典》一书，对一部部经典予以详尽分析，从经典的审美价值论证传统经典的合法性，成为捍卫经典的代表作。但在中国，尽管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展了多次经典研讨会，但至今尚无一部专著系统研究经典问题，分析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与侵袭，理直气壮地提倡阅读经典，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前后用了数年时间，写了这本小书，应该说是尽了心力。不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知道，这部书稿虽然自己作了努力，框架结构和基本观点已经粗具，然而由于未能结合经典的具体文本展开论述，所以其内容尚不饱满；更没有哈罗德·布鲁姆面对论敌的咄咄逼人和大义凛然，但那需要的是饱读诗书的底气！ 如今，大众文化潮流汹涌，大有荡平一切之势，这本小书连同它所倡导的经典，也许很快就被它淹没。即便如此，又何妨做一次唐·吉诃德！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博士生导师） 该书试图调和“正典”和“非典”两家的观点，首先在分析历史遗留下来并被认可的经典的基础上，讨论何为经典，经典的价值及其存在的意义；而后再来探讨经典在历史的传播与建构过程中，经典与政治、媒体以及教育的关系。最后讨论大众阅读与经典面临的挑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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