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学读物种类多，数量大。蒙学教材的编撰在蒙童的接受规律和教学效果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连接点，注重音韵、格律、对仗等文学形式美和格律美，在美好的音律和规整的文字形式教育中与清代的科举教育恰当地接轨，清代的蒙学教育在教材编撰上体现出文学教育与科举的趋同一致。

一、蒙学教材的形式美和格律美，契合清代科举文体的要求

清代主要的科举考试文体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另外还有律赋和策论。从形式和表现方式上来看，科举考试文体都属于文学的范畴，特别是蒙童练习诗歌创作和八股文写作，首先要做的就是音韵和对偶的基础训练。中国古代蒙学教材注重音韵和对偶的特点不但和诗歌创作相谐一致，也明显契合八股文的写作要求。

八股文是“语言声音系统的一种组织”，“声音的层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黄强教授说：“这种特殊的声音层面决定于其声韵对偶的文学因素。可以说八股文是一种特别讲究声调修饰的文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按谱填词的语言声音系统。”[1]声韵是八股文不能或缺的组织形式。清代有不少人强调音韵对八股文的重要性，塾师唐彪说：“人止知四六之文，重在平仄，而不知散体古文、八股制义，亦重之也。音韵铿锵，便觉朗朗可诵，平仄不调，词句必不顺适，意虽甚佳，无益矣。”[2]梁章鉅云：“今之四书文，亦断不可不讲平仄，试取前明及本朝各名家文读之，无不音调铿锵者，即所谓平仄也，即所谓韵也。”[3]对八股文这种文体评价很高的周作人认为，痴迷八股文的人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耳朵里只听得自己的琅琅的音调，便有如置身戏馆，完全忘记了这些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歌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地陶醉着了。”认为作文的方法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4]

张志公说：“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语汉字的特点，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境界高的，更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5]

音韵、对偶是习八股文者自蒙童起就必须研习培养的内容和能力。晚清浙江施补华《与吴挚甫书》中有言:“少习时文，操之太熟，声律、对偶，把笔即来，如油渍衣，湔除不去。”[6]八股文训练已经将声律、对偶这些文学基本技能，内化为根深蒂固的语言文字习惯能力。

传统蒙学读物的编撰，都考虑到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蒙童快速便捷、身心愉悦地吸收和接受。中华民族的智慧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汉语语言的特点，编撰出音律协调优美、琅琅上口、形式对仗完善的蒙学读物成了首要的遵循原则，因为这最符合蒙童的接受规律——这早已被实践所证明。我们古代的蒙学读物都充分体现了汉语语言文字的形式美和格律美。

宗白华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这篇文章开头说道：

印度诗哲太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小册里，曾说过这几句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7]

宗白华对“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这句话，有深透的理解：“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汉书-律历志》)，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8]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在哪里？处处都有，存在于生活中的旋律的美，音乐的境界，体现在语言文字中的就是处处存在的形式美和音律美。而这种文化的美丽精神，确确实实存在于中国的蒙学教材之中。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但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形式美和韵律美。形式美体现为呈现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多种类型的诗体化特征，讲求对仗用偶，炼字琢句，骈散有序。而韵律美表现为音韵协调，平仄规律，琅琅上口。形式美和韵律美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性特征的显著特点，所以说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几乎都是符合文学的基本标准的。当然，蒙学读物编撰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授知识，它们包含了丰富深厚的人生道理，往往融汇了众多的历史典故，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下面重点论述蒙学教材的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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