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冷燕》，又名《四才子书》，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它塑造了山黛、冷绛雪两位才女形象。才子佳人小说的佳人颇具才识，才子与佳人也是以“才”结缘。明清时期才女辈出，闺阁文人群体不容小觑。产生这种社会现象，与明清女性文学教育盛行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联系。

一、心学盛行、才女辈出的社会背景

秉持“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教育始终备受争议。然而，在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数量激增，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女性文学的繁荣与明清时期女性文学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明代政坛上权力的倾轧此消彼长，八股取士制度盛行，明代文人在压抑和苦闷中挣扎着寻找新的出路。自明朝洪武年间以来，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恢复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程朱理学成为“权力拥有者建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一般士人用来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知识”[1]。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要保持理智，克制心中的欲望。这种道学教化的枷锁使人们长期困在一种压抑苦闷的气氛之中。

长久的压抑下人们开始反思，伴随西洋的先进技术悄然而至，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心学应运而生。心学批判地继承了程朱理学，主张以人心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即“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2]，人不需要以外物的帮助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要自觉的反省思考规范行为、寻找真理。

以人心作为道德评判标准显然是相对主观的。然而，以心学的传播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势必会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动摇。到了中晚明时期，随着心学思想不断发展，人的欲望被世俗肯定。心学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汤显祖的“至情说”以“情”为核心，李贽的“童心说”强调“最初一念之本心”，批判了虚伪僵化的传统道学。在传统受到动摇的时代背景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受到一些文人的质疑，例如李贽提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3]这类观点极有进步意义。尽管明清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质的转变，礼法对女性的束缚只增不减，但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女性作家的数量相对提高了。

社会风气促进了女性文学教育的传播，“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一种崇拜女子之才的社会风气”[3]，社会上尊才、爱才的风尚推动了女性教育的发展。明清时期才女辈出，一些女性天资聪颖，有机会接受文学教育，文采斐然者不在少数。小说《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和冷绛雪都有惊世才华，尽管小说是作者杜撰而成，但也来源于社会现实。“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 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 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3 500余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4]，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才女辈出。

此时，闺阁女性文人群体崛起，女性文学繁荣，闺阁女子的文学活动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展开。例如明代世族妇女中的沈宜修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同时她还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将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叶小繁和儿媳沈宪英都培养成才女。此外，清代弹词《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与其妹陈长生文采出众。陈长生是随园女弟子之一，她嫁给叶绍楏为妻，“这一时期，陈氏从原先的家庭走入一个更大的闺阁文学圈子，即包括她丈夫的继母李含章、长姊叶令仪、妹妹叶令嘉、叶令昭以及弟媳周星薇、何若琼”[5]。正如《平山冷燕》中山黛与冷绛雪常相互唱和一样，这些女性作家受到书香世家氛围的熏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文学创作，通过相互唱和、切磋，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家庭教育与私塾教育

处于封建社会，女性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她们生活的范围仅限于家中庭院。因此，明清时期女性教育大多在家庭这一范围内开展。明清闺阁教育盛行，一部分女性出嫁之前，要接受一定的教育，目的是让女性知书识礼，以便日后相夫教子。

在小说《平山冷燕》中，山黛由其父山显仁教导，第二回中皇帝问起山黛是否有老师教习时，山黛答道：“除父前问字而外，实无执业传经之事。”[6]虽然山黛天资聪颖，但也需父亲点化教导。即便在今天，家庭教育也至关重要。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明清时期，家庭长辈尤其是父母施教，使女子得以幼承庭训，这无疑是女子文学启蒙教育中最基本的形式”[7]。作为一位清代杰出女作家，陈端生的文学功底有赖于母亲汪氏孜孜不倦的教诲，“端生长生之文学，与其母有关，自不待论”[8]。此外，清代女诗人沈宜修嫁入吴江叶氏，她身为才女，教习儿女，其儿女均有文采。可见，母教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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