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1935-)，台湾宜兰人，曾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节目主持人、电影编剧、儿童剧场创办人及编剧、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于1962年步入文坛，即以小说创作誉满海内外，被称为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指标性作家。曾建民指出：“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怀社会、关怀乡土以及关怀底层民众的文学精神，在文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年代中，起了开创性和启蒙性的作用，成了‘乡土文学’的范本之一。”[1]

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黄春明跨界游走于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儿童文学等多种领域，创作成果丰硕。在其丰富多姿的艺术形式和驳杂多变的题材书写背后，始终贯穿一条特质鲜明的精神主线，即执着观照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命运，不断诠释与理性承传优秀中华文化，并以农业乡土文化为其关注的核心。

一、主体品格的儒家文化承续

一是自觉的入世精神与使命意识。黄春明创作版图的持续拓展，既出于创作主体的艺术自觉，更源于其承继儒家文化传统的使命意识。20世纪70年代，台湾影像阅读兴起，“对小说写作感到无力感”的黄春明主动转拍电视纪录片《芬芳宝岛》，希冀引发乡土文化关注；80年代则直接参与电影拍摄与改编工作。而早在70年代，黄春明即坚持“艺术这样的东西，也应该对社会的进步有帮助的才有价值”。“希望成为一个作者，……和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献身。”[2]这一文学信念被充分贯彻于其文本之中。初作《清道夫的孩子》(1956)即注目乡土与人文关怀，也是他最为熟悉的题材。受现代主义影响所写《把瓶子升上去》《男人与小刀》等小说，则被作者自认是脱离土地、“把原先凝视社会的焦距移到自己，放大自己，捏造自己的苦闷，和弥补苦闷的怪诞行为。”[3]1966年后创作乡土系列小说《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看海的日子》等，黄春明在《文学季刊》朋友圈陈映真、尉天骢等人影响下对文学创作与社会关系认知愈发明朗，开始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追求思想性甚于趣味性，浪漫精神亦有所消退，“我的心灵才有一点成长，开始会多思想。无形中，作品也慢慢地有了转变，写的东西不再考虑文学通的趣味。”[4]反对西方殖民经济与文化侵略遂成为其小说新主题。《苹果的滋味》《小寡妇》《莎哟哪啦，再见》《我爱玛莉》等经典之作完成于这一时期。黄春明亦由此确立“为人生”的创作价值取向。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他撰写了大量散文，既反映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乱象并加以批判，也探讨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的当下意义。9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思潮、消费文化及政治波动影响下，多元与无序并存，传统价值观消解、生活意义平面化，社会普遍性认同危机凸显。黄春明敏锐察觉这一变化，“90年代，我觉得大人没救了，救救小孩子，我开始从事儿童读物和儿童剧场。”[5]着手推动儿童教育领域的传统文化承传，鲜明展示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生理想和勇于践行的担当精神。

二是儒家人文关怀精神的贯穿。被称为“小人物代言人”的黄春明，作品始终倾注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元素。“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6]他关注最多的不是都市繁华与流行议题，而是乡土文明被倾轧侵蚀下底层人物的卑微生存状态及顽强、善良、坚韧、不甘堕落，对他们为“有尊严”生存而拼斗的人生予以客观呈现和深刻理解。青番公在大水灾后家破人亡，依靠勤劳的艰苦耕作重建家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白梅，凭借梦想与努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锣》里的憨钦仔形象既有鲁迅对“阿Q”式的嘲讽，更多是感动与尊重；阿盛伯为挽救清泉村“龙目”阻止街仔人开挖泳池的堂吉诃德式抗争；《鱼》表现穷人生活的艰难与坚忍意志；《两个油漆匠》中谋生城市的农民工，在一次偶然中失去生命；为生活所迫充当广告玩偶的坤树，以本来面目出现却不被儿子认识……这些遭遇农业经济转型期的小人物，以形形色色的姿态努力抗争社会变革的冲击，为维持既有价值观或者生存，或卑微或悲壮地活着，作者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无限温情与感动。出版于90年代的小说《放生》则集中关注因移民都市造成的农村留守老人现象，对他们的失落、孤独、沉闷和落后生活给予深刻表现。《打苍蝇》里林旺丛老夫妇，为给在台北的儿子还债卖了房地，只能苦等寄钱维持生活；《现此时先生》里日日聚会于三山国王庙的老人们，每天听读的都是过期甚至虚矫的“新闻”；《售票口》中为享团聚天伦之乐，病弱的老人们在寒冬夜半排队买票，火生仔与“七仙女”在下葬时与孩子的“团圆”，悲剧里蕴含了同情与微讽。《毛毛有话说》为婴儿代言，旨在理会孩子的世界认知；童话《小驼背》里的金豆，被现实世界羞辱排斥最终悲惨死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深受童年经验影响的黄春明，在作品中对老人和儿童群体倾注了最大关怀。散文《干杯，战士》(1988)则是一篇视角独特的散文。这篇收入台湾语文教材的作品，超越族群纷争与汉族本位视野，对大山深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几代人被迫卷入不同战争、既荒谬又充满悲剧性的命运，表达了深切悲悯。既包含传统儒家文化的仁爱之义，也融入了富于现代性的人道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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