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者在社会转型及变革时期，作家们通常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并反映个体及其所在社会群体的命运或境遇写照，突出强烈的“命运”意识及共同体概念。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语境中，更应关注共同体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和价值，重视其在文学中的历史形成过程、发展轨迹和审美批评。

一、文学作品中共同体的特征

在《小说中的共同体》中，希利斯·米勒主要倾向于威廉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于共同体这一理论的解读。根据他解读的关于威廉斯对共同体的特征研究，结合文学批评实践，总结共同体的特征如下：一是共同体没有阶级结构，也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阶级结构差异的群体不能称之为共同体；二是个体，即主人公或者文学人物，不论故事情节中的社会分工抑或故事情节需要的情节分工，都是共同体中占有主体地位的个体；三是不能以地域差别来划分共同体，更不能单纯地以“好”和“坏”的标准来衡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四是在文学作品中个体即主人公对主体即所在共同体的认同，取决于个体在这一群体中的社会位置差异；五是个体从属于一个共同体。即使如德里达观点所言，在“自我免疫”的过程中，出现个体差异，也是共同体自我解构和自我建构的一个过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罗丝·特里梅因作品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难民问题

《回家的路》中的故事只是全球化大背景中的一个范例，即一个难民在遥远的异乡努力生活的故事，却有以小人物及其群体的事件震撼读者观感的力量［1］。虽然作者写作的初衷，仅仅是被一部记录短片影响，但作品中反映了喧嚣城市背面的阴暗记忆。即使文学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仅仅说明了难民群体的问题，却让读者不得不反思所谓“难民”这个群体同发达城市市民群体的文化连接和文化差异到底有多远的距离。还有主人列维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波兰偏远地区的农民，另一面又是逃离家乡流亡英伦大都市的难民，身份的纠结与矛盾，是共同体的“自我免疫”还是想要突破身份困扰的无声呐喊，作者给出了一个答案，即审视新世界的尺度。

在《小说中的共同体》一书中，米勒引用了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观点，即共同体如文学作品展示的那样，都会经历“自我免疫”的过程，也就是被解构的过程。米勒认为这种“自我免疫”是一种对共同体及其生存体系的“侵害”，而这种“自我免疫”和被“侵害”的结果在文学中未必是负能量的。比如《回家的路》中所展现的难民问题已经是困扰欧洲甚至西方很多国家的严重问题，源于难民的原属命运共同体遭受了“侵害”，同时，共同体自动形成了“自我免疫”机制。共同体中没有什么可以维持永恒的安全性，所以像主人公列维和他在移民路上遇到的好友莉迪娅，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同一性，对个体命运提出了挑战，以移民他国的方式，寻求个体的改变及维护弱小地区或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免疫”是非常痛苦的，如同文学作品中展现的主人公人生经历。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莉迪娅找到了人生伴侣，列维也赚够了钱回到家乡去打造自己的梦想。而这期间被侵害和破坏的过程，也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完整。由此可见，作家打造这个故事情节的过程，是主人公所属共同体解构且自我免疫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和社会变革条件下共同体重新建构的过程。

（二）“移民”与“淘金热”

《色彩》的主人公约瑟夫·布莱克斯通一家和托比·奥查德一家都是从英格兰移民到新西兰这片广袤未知的土地上的。他们厌恶英国陈腐的工业气息，向往在广袤草原驰骋的自由生活［2］。然而，约瑟夫在一次偶遇中发现了河中的黄金，怀揣“发财梦”去追逐他心中的“色彩”。移民共同体自此开始了自我重新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约瑟夫的母亲丽莲死在了新西兰而没有叶落归根回到英格兰，哈蕊特同丈夫约瑟夫彻底决裂，保持着当初移民基督城的初心。而托比一家，虽然经历丧子之痛，却在新西兰广袤的土地上，打造了属于自己家庭的一片净土。

《回家的路》和《色彩》两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故事时代背景完全没有联系，但是反映了一个“异乡群体”想要融入“土著群体”时所经历的阵痛。而且当人们认为，可以超越阶级甚至国界的爱情，在共同体“自我免疫”的艰难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被解构的危机。在《回家的路》中，男主人公列维在西餐厅工作后和女厨师苏菲擦出爱情火花，一个是来自东欧一个叫作“奥诺”的小城移民，一个是伦敦土生土长的女厨师。在严苛的职场规范下，恋情一旦曝光，主厨只能选择一个人留下，即使列维的厨艺可以和苏菲一样精湛，即使他能够在后厨独当一面。作为伦敦人的主厨，他仍然要维护群体利益，而不是选择一个异乡人留下。虽然主厨在专业技能上可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列维，甚至在列维想要回到家乡开餐厅时，他也提供了包括预算和运营上的无私帮助，但从来没有谁试图给列维融入伦敦人群体的机会。《色彩》中的丽莲，男主人约瑟夫的母亲，始终都想保持一个英国人的高贵，即使已经身在异乡。当她厌恶了农场荒野般的生活，又回到基督城想再次租住丁思戴尔夫人的房间时，却担心自己感染斐济人或者萨摩亚人带来的热带传染病。作为移民，想要同儿子一起摆脱从前不堪回首的往事，却又不能融入新西兰当地的文化，时刻想要回归曾经的共同体生活。却不想，丁思戴尔夫人已然经历了身份的重新建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新西兰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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