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唐代学校教育体制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周予同曾提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为复杂而完备。"(《中国学校制度》)唐代学校门类齐全，体制完备，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同时，唐代学校教育状况时好时坏，阶段性特点明显。到中唐时期，私学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流。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的转变，对中唐文人及其诗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家学兴盛促使教子诗大量出现

在私学领域，由父母、兄长或家族其他亲戚担任教师的家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后期的主要作家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上都源自家学，其学习内容则以诗文为主。韦处厚幼时非常聪慧，"在提孩发言成诗。未几能赋，受经于先君仆射，学文于伯舅许公孟容"(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韦家是豪右大姓，韦处厚的父亲韦万曾任监察御史，因此他的学习条件在当时可谓优渥。而对于一些家道中落的士人而言，母亲往往充当启蒙教师一职。柳宗元回忆称:"某始四岁……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元稹幼年丧父，"其母郑夫人……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旧唐书·元稹传》)。同样幼年失怙的韩愈主要由兄嫂负责教育，"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与凤翔邢尚书书》)。同时，家学日益盛行也促使以教育子弟勤奋学习为主题的诗作在中唐逐渐增多。

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传统，产生了大量以诗歌形式对子弟进行德育教育的教子诗。在创作数量和创作层次上，中唐教子诗较之初盛唐，甚或是先唐，都有大幅增加。中唐教子诗的第一要务就是劝学。韩愈在《符读书城南》(韩符系韩愈长子韩昶小名)中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在诗中，韩愈将"腹有诗书"与人的独特性与完整性等同起来，突出了诗文学习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对于唐代士人而言，学习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踏入仕途。因此，权德舆在《送从弟谒员外叔父回归义兴》中用"余力当勤学，成名贵少年"来激励弟弟勤奋学习，以赢取功名富贵。

除了劝学，中唐士人还将人生感悟融入诗中，诫勉子弟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白居易《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中称:"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以自己的阅历告诫弟弟白敏中，应该趁早做出一番事业，不要像自己，蹉跎到五十岁，才官至中书舍人。韦应物在《送端东行》中以"世承清白遗，躬服古人言。从官俱守道，归来共闭门"告诫弟弟为官应清廉，向古代先贤学习。此外，还有很多教子诗从人生感悟角度出发，教育子弟为人处世之道。孟郊在《择友》中教育孩子要懂得与人交往的道理;王建的《求友》为子弟介绍了与人交往的重要性及相关准则;白居易的《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告诫子弟做人不能过于刚强，当然也不可太柔弱。这些凝聚着殷切期望的教子诗，是中唐教育转变在诗文创作领域最为直接的呈现方式之一。

师道复兴扩大古文运动影响力

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有感于"师道不传"，为弟子李蟠作《师说》。元和八年(813)，被贬永州的柳宗元给前来问学的韦中立写了一封信，对韩愈"抗颜而为师"的精神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表达了避为人师的观点后，柳宗元又巧妙地向其传授为学、为文之道。中唐古文运动领袖以不同姿态体现出传道授业的自觉意识，这反映出新型师生关系的逐渐建立。从文学教育层面出发，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在诗文革新的大背景下，韩愈、柳宗元在育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其丰厚回报。

韩愈倡导古文，除自己大力创作古文外，其门下弟子更是成为创作、推动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中唐诸家中，韩愈以勇于奖掖后进著称，《新唐书》所谓"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门弟子或以作文著称，如李翱;或以写诗扬名，如张籍，在中唐诗文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愈的门人弟子大都在他担任地方官时与其相识相知，相从问学。贞元十二年，韩愈"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后任汴州推官，李翱从徐州赴汴州与其订交。次年，张籍经孟郊推荐从和州来，从韩愈学习古文。贞元十五年，韩愈在徐州，书生刘伉倾心古文向其请教，"(刘伉)喜古文，以吾所为合于古，诣吾庐而来请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坚"(韩愈《题哀辞后》)。贞元十七年，韩愈居洛阳，李景兴、侯喜、尉迟汾等人跟随他学习古文。甚至在韩愈两次被贬的时候，仍有一批年轻人或跟随，或造访，相从问学。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阳山，其间有区册、窦存亮、刘师命等人前来问学。这种不以功利为目的的问学行为，都是为学习诗文创作，而古文写作的勃兴，也借由这种具有私学性质的师徒授受得以实现。因此，《唐语林》称:"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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