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汾阳，一个小个子青年像今天的所有考生一样走出了高考考场。

　　几天后，分数公布，307的数字把心里揣着远方的他重新拽回了山西小城古老的城墙之内。但高考的落榜对他来说并不是一次失败，而是一次放虎归山，之后的日子里，他目送着被命运分化的往日同学站在人生的岔口、守着点播台等一首《再向虎山行》、蹲在刻图章的小摊看人来人往起起落落、去旱冰场捡拾年轻不安的爱情、登上一辆西行的长途车，见证一些人世间的幸福和苦楚......

　　如果命运没有为他点上一首《再向虎山行》，那么他便自己唱着“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一路跑出小城，走向这个世界，并逐渐成为现在我们熟知的贾樟柯。

　　我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才意识到高考是件大事。

　　那天晚上，父亲戴着眼镜，拿过填报志愿的指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了很久。家里很安静，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广告声。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了。那时候父亲四十多岁，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他戴着花镜的样子。不久前，他刚刚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而我已经到了高考的年龄。

　　因为戴着花镜，强壮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老态。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院校指南，专注阅读的神情，似乎在决定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对父亲不公平，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知道我绝对考不中其中的任何一所学校。此时父亲却这样慎重地考虑，似乎在调动他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为他的儿子图谋未来。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真的没有想过。高中整整三年，我是在写诗、踢足球跟跳霹雳舞中度过的。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无所事事，跟一群同学爬上县教育局的楼顶，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它跟我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有些不同，我被北岛《我不相信》、舒婷《致橡树》、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这样的诗深深震撼，这些诗引领我超越青春的甜蜜，苦涩的叛逆让微积分显得繁琐，肆意的想象让立体几何显得扁平。

　　父亲摘下眼镜，望着我说：学新闻还是国际贸易？我说：班主任说了，学国际贸易将来就是去外贸局卖兔子。父亲犹豫一下，低头拿出一张稿纸，开始预填志愿：南开大学。接下来，一般院校直到中专，每一所学校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天津去？父亲说：你爷爷过去在天津行医，解放前我们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希望你能考回去。

　　高考可以说是我父亲的一个心病。他的高考成绩是整个晋中专区的第一名。就在那一年，开始强调出身，父亲因为爷爷的地主成分，没有被录取。当时他报的也是南开大学。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们的上一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接受好的教育。在山西风声呼啸的小城里生活，高考是我们唯一的上升通道，是很少的几个能够让我们离开这块土地的契机。

　　我父亲在中学教语文。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游荡。我闭着眼睛，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仰头冲着阳光。五彩的光影在眼睛里闪现，我却没注意到父亲心情的低落。他带我爬上秋天的城墙，穿越荒草的脚步犹如引领我进入新大陆，也像带着我走向他尘封的私密世界。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为我开放：他曾经急躁，但从未哀伤。他曾经轻声叹息，但从未显得软弱。在我们的眼前，城墙外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在子夏山中，通往黄河。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我发现父亲落泪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问他为什么，更不懂得安慰他，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了高考的年龄，却再也不曾与父亲牵手。我们亲密，在彼此的对抗中。我们相爱，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我们牵挂，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

　　《山河故人》剧照

　　困着我们的围墙成为日后我的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站台》，还是《天注定》。进城、出城，离开这里、去到远方，是我们很多欲望中的一个。它来自本能，更来自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

　　我参加高考那年刚刚实行标准化考试，选择题比较多。数学考试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不到十五分钟就答完了卷子。大部分选择题我都选择了C：正确答案是C的几率比较大，这是我们所有差生的共识。我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数学成绩能在十分以上。我是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学生，我也知道我将是第一个落榜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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