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关注中国文学教育有20年之久，从最初的关注大学教育到逐渐关注基础教育，并专门为此撰写小书《六说文学教育》，这也是陈平原众多著述中唯一一本面向普通大众专谈文学教育的读物，该书日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东方早报:你从1996年开始关注教育话题，到今年已经二十年了。《六说文学教育》这本书应该说凝结了你这20多年对文学教育的思考和感悟。其实你之前关注大学教育比较多，而这本书中涉及到了基础教育的话题。那么你回归到基础教育的初衷是什么呢?

陈平原:所谓二十年，是说从1996年起，我开始做北大的新事编、北大旧事，写老北大的故事。从这个地方入手，关注大学史这个问题。所以才有我出版那个“大学五书”。大学，是我主要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文学教授，研究大学，研究学术史，将来落足点，可能是关于文学教育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我先在北大出版的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本书因为很厚，只有专业的人会阅读。这就说到我另外一个想法:几年前我再三说了“怀念小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怀念“小书”》， 在10万字左右的篇幅里面讲述一个话题，而且用比较浅显的语言向公众来传达你的学问、信念，以及你的热情。这是小书能够达到的效果。

相对来说，这种四五十万字的大书是专业研究者阅读的。因此大概十几年前，我写那个《怀念“小书”》以后，自己也做了一点努力，像这本《大学小言》也是小书。今天的《六说文学教育》也是小书。第一，关注教育;第二，关注文学教育;第三，怀念小书;这三个支撑起我对这本书的信念。

《六说文学教育》里面包含了大学的也包含着中小学的内容。对于大学、大学史和大学里面的文学教育来说，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其实不是我特别擅长的地方，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我的师兄钱理群教授和温儒敏教授，他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多得多。

但是我承认这是一个大问题，大学的问题，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大学的问题有很多，而很多问题在中小学里面已经隐藏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我的研究视野向前延伸，进入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我下面要做的工作。这本书里面有三章是谈这方面的问题，就算是开了个头。但是中学的语文教学和大学的文学教育不太一样，所以我还必须调整姿态，还有论述的尺度。

“语文课影响人的一辈子 不算夸大其词”

东方早报:我们中小学是叫语文课，到了大学是叫文学课，然后才有中文系，所以大家会觉得大学没有语文课。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似乎变成了两个概念。最近还有人在呼吁母语教育。你是怎么看待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这两者的区别和关系的?

陈平原:其实，大学里面的文学教育不直接对应中学里面的语文教育。年级上升以后语文教育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专门化的，那就是中文系。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叫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文学是两大块，所以在中文系里面的阅读、写作和教学，我们是包含了语言、文学、文献(古文献)这三大块的，不是每个系都有古文献专业，但一般所有的中文系都有语言和文学两大板块。

大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课程是延续中学的语文教学的，以前叫“大一国文”，今天有的学校叫“大学语文”。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希望进入大学后的学生们，有一个继续温习、提升本国语言文字写作能力的课程。但这个课程不是教育部强行规定的，所以“大一国文”在台湾省是一个大家都必须修习的课程，大概是6个学分。而在大陆，有的大学是没有的，有的大学只是部分院系选择这个课程，大概是两个学分。目前的各个大学里面，大学语文课程的设计和教学，五花八门，很难一概而论。

东方早报: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在具体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教学中，应该如何在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的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如何去平衡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两者的关系?

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广告。不只是中小学在说，连补习学校也在说，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大概是在《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中提出的，那文章是一个演讲，但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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