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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遇春

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清末民初的历史学家孟森（公元1869年～公元1937年）在其《明史讲义》中，曾经这样评价过一位明代人物，他说是：

“文清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

孟森对这位人物的评价极高，称其“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

也就是说，此人的可作为士大夫的人格标的。

所谓“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周礼·考工记序》：“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晋书·夏侯湛传》：“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宋·叶适《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一：“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

在中国旧时的社会中，士大夫往往被看作是社会的脊梁。

可作士大夫的人格标的，这是多么崇高的赞誉啊。

那么，这位人物是谁呢？

这位人物、孟森所说的“文清”，就是明代的薛瑄。

关于薛瑄，明代名臣、文学家、曾任吏部右侍郎、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鏊（公元1450年～公元1524年）在其《王文恪公笔记》中写到薛瑄时，他认为，薛瑄高风亮节、正心直行的表现，也所来有自的：

“此其学问得力处，真躬行君子也。”

既然话已经说到此处，那么，就先简要介绍一下薛瑄其人。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生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于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

其学行，本源就是程朱理学。

无论是自我修身、还是教育他人，薛瑄都是以复性为主的；其言辞行为，都可作为学习的规范。

薛瑄曾说：

“自考亭（即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他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内容平易简切，都是讲自己的所得，被学者宗为经典。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中，给事中杨廉呈请，于国子监颁行薛瑄的《读书录》，让六馆生员诵习。

那么，这位士大夫人格的标的、学问全在躬行的薛瑄，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薛瑄在理学方面的学问，是人所共知的。他曾经以佥事（相当于现在的副职或者助理）的身份董理山东学政（主管一省的教育科举），被人称为“薛夫子”。

明英宗正统（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朱祁镇第一个年号）时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专权擅政。

王振曾经问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号“三杨”）道：

“我的同乡，有没有可以作京堂（明清时称各衙门长官为京堂）的？”

当时，三杨就回答说，有薛瑄。

王振为蔚州人（今河北蔚县，明朝属山西大同府）。

薛瑄为河津人（今属山西运城，明代属山西平阳府蒲州）。

蔚州与河津，在明代时，同属山西。

所以，三杨对答，薛瑄是王振的同乡。

于是，薛瑄被召为大理寺少卿。

何为大理寺？

大理寺，官署名，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为大理院，九寺（即九卿之官署，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历代略有变动，迄于清皆因之。）之一。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是九寺中唯一不下设监的寺，其人员构成与执掌如下：

大理寺卿1人，从三品，主官；少卿2人，正四品，大理寺卿之佐助；大理寺正2人，从五品下，据刑法科条参议用刑之轻重，若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不在，正代行其职；大理寺丞6人，从六品上，掌一般刑狱的判处；大理寺司直6人，从六品上，掌出使受理州府疑案；若承制推讯，到地方有钦差的地位；大理寺评事12人，从八品下；大理寺主簿2人 从七品上，掌印章；凡官吏抵罪及雪免，皆立簿籍；大理寺狱丞2人，从九品下，掌率狱史，管理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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