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说过：“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这句话，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那么突出？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

在王彬彬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完全可以说，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知道得越多、越深，就越可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解得更准确、深刻。当然，他不是为了文学研究而去读历史书的，而是本来就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兴趣。

事实上，他写的谈论非文学问题的文章，比谈论文学问题的文章要多得多。所谓非文学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问题。

他的这些“非文学文章”基本上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其中，写陈独秀的《皆起于此夜之会》《沪宁线上的鼾声》，比较鲁迅与胡适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等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名篇，被收入过各种文集或选集。

新书《费城的钟声》结集了王彬彬近年发表的新作，收录《陈宝箴的喉骨》《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种内忧》《国共两党与白话文》等10篇文章。

《费城的钟声》

王彬彬 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8月

作者从新的问题角度剖析国民党历史是非，缕析曲直短长——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阻止国民党要员投敌，周旋于美英苏各盟国之间，却终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渐渐失去民心……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积重难返的旧矛盾，“之乎者也”终被“白话连篇”打败，这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选择。

“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兴趣，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只应该写文学方面的文章。我愿意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在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采访时王彬彬说。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关心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性，而不是因果”

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02年您开始在《钟山》杂志开设专栏，迄今已经发表专栏文章超过80篇，是在《钟山》发表作品最多的作者。能说说您当初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吗？梳理18年的专栏写作史，思路和选题方向上是否有过调整？原因是什么？

王彬彬：在《钟山》上开专栏，是出于贾梦玮先生的邀约。我还记得是在江苏作协旧址颐和路附近的一次晚饭桌上，那时的贾梦玮，还是一个“小编”呢。最初的栏目好像叫“文坛旧事”，都是谈论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后来好像还叫过“钟山记忆”，最后才固定为“栏杆拍遍”。谈论的话题，也从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人物、事件，转向近代以来政治史、军事上的人物、事件。平时读书，觉得有些史料十分有意味，但又不足以支撑学术论文式的研究，如果以历史散文、学术随笔的方式把这些史料蕴含的文化和人性方面的信息释放出来，是很有意思的。正好梦玮命开专栏，就答应了。至于后来逐渐转向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两种原因：一是我本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这方面的东西读得比较多一点，接触的史料和积累的想法，能够让我勉强坚持写这种样式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写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读者面更广阔些。毕竟，对文学和文化人物、事件感兴趣的人，没有对政治、军事人物和事件感兴趣者多，而对文学、文化感兴趣者，一般也不会对政治、军事人物和事件没有兴趣。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领域，题材也有过几次转换。在中共党史领域写过不少文章；后来转向现代史上的国民党方面，也写过好几年；再后来，关于义和团运动，写了若干篇文章；现在这是以北洋时期为取材范围。

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其实这类历史散文也很常见，如何才能另辟蹊径？作为文学评论家，您感知历史的角度和专业的历史学家有何不同？

王彬彬：我写这些历史散文、学术随笔，当然与学术体制内的“论文”有差别。但坚持史料都注明出处。写散文、随笔而坚持做详尽和比较规范的注释，是我决不放弃的原则。去年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愧对钱文玄同》，后面一大堆注释。程永新先生说，《收获》创刊以来，从未发表过带注释的作品，但可以为我破次例，我十分感动。我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避免掌故化，甚至八卦化。现在关于近现代人物的以讹传讹的谬说，太多了。例如，总有人把“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成胡适的“名言”，胡适什么时候说过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例如，总有人说陈寅恪与鲁迅在日本同学几年，甚至还说住同一宿舍，哪有这样的事情？

文章来源：《文学教育》 网址: http://www.wxjybjb.cn/zonghexinwen/2020/0904/6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