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内藤湖南博士提出唐宋变革论，后续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我也曾数度表达看法。但就我近年的感觉，更认为唐宋的变革是一长时段渐变的过程，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就大端来说，一是汉魏以来士族社会的瓦解，同时也造成士庶隔绝的中止;二是官员选拔制度从察举、荫袭向科举的完成，出身下层的文人更多地进入权力核心，也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三是胡汉融通、思想多元的文化格局，逐渐走向儒学一元的理学主导，这一过程大约绵历五百年，到理宗时完成，但很快宋王朝也就结束了，真正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在这一大背景下，唐宋文学也展开各自的多彩画图。当然，即便在任何同一时期，社会上层和下层，中心城市和穷乡僻野，南北不同区域间，也会有很大不同。

如果以玄宗时期作为唐代文学鼎盛时期，也作为唐代文化的标准样板，我们不难发现，北朝以来的礼仪制度与文化格局，相沿两三百年，并没有大的变化: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融通方面，始终持开放的态度，胡风弥漫于开天时期的每一个角落。思想上则是儒、佛、道三教并兴，虽然因在位者兴趣的倾向，会有不同的倾斜，但总的趋向是多元而包容、开放而壮盛的。加上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安史乱前的诗人似乎都性格乖张，狂傲自负，共同写就文学的最强音。

安史之乱仅八年就平定了，但社会大动荡严重冲击诗人的自信心，诗风遽变，也带来一系列实质性的变化。“四海南奔似永嘉”，虽然没有出现新的南北朝，但中原士人的南迁规模非常巨大。中唐著名文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绅、刘禹锡等都出身于迁居南方的中原士族家庭，他们的早期生活都在南方度过。而两浙、江西、湖南、福建的土生文人，也通过科举途径大批跻身主流舞台。另一方面，王权削弱与胡汉对立，也让一部分士人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出路。中唐古文运动的实质是儒家复古思潮的文学实践，而从啖助、陆淳倡导的《春秋》学，从先儒尊王攘夷学术中看到前途，韩愈《原道》篇所倡道统说、排佛攘夷说，事实上成为宋学的先导。

唐诗从杜甫开始的转变，经过大历、贞元间的逐渐转型，出现了新的高潮，与开天诗风已经大异其趣。从表面看，是出现一批各成面貌的大家，但就实质来说，此时的诗人更为世俗化，更为日常化，更善于将诗歌作为记录生活、书写情绪、表达感受的工具，人际交流的作品大幅度增加，诗歌的篇幅越来越弘大，诗题越来越绵长，自注越来越详尽。同时，诗歌所写的内容也越来越不受限制，凡是日常所有的一切皆可入诗，完全改变了传统诗歌含蓄精致的传统。

另外一方面，出身卑微的中小诗人也成群地出现，贾岛、姚合成为这些小诗人的偶像。他们虽然才分不高，人生甚至有些猥琐，但在环境的变化中，也挤上舞台留下一些细碎零乱的感受。这是社会阶层变动中出现的人群。其中更特殊的是以胡曾为代表的一批遵循儒家原则写咏史诗的作者，在今天看来，其中大多数议论庸弱而很少高见，居然成为此后通俗演义小说中传诵的经典。无他，与下层民众所感相近而已。

五代是唐宋之间的分水岭。一般说五代乱世，其实大乱的是唐末二十年，因为讨乱而导致各地大小军阀林立，血腥的争夺造成中原残破，汉魏以来几度聚散的世家势力，至此方彻底扫除。百年的动荡虽然没有出现一流文学家或思想家，但世家文化的某些精神仍然得到传续。出身卑微的各割据政权魁首，当他们的势力稳定后，仍用世家的教育方式培养子嗣，造成嗣位者的文人化。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南唐的李昪、李璟、李煜三代，连后唐明宗嗣子秦王从荣仍复如此，吴越甚至世代传承，成为千年来最著名的文化世家。这种普遍现象之存在，说明宋代休息百年后文化、文学达到空前繁荣，具有内在的原因。

但入宋以后，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选官制度来说，科举出身官员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荫官则几乎难以进入中枢决策层。更严格的考试设计，更多人数的科举及第者，保证了优秀文人的进阶次序。而出于国家稳定考虑的重文限武，以文制武，以及优礼士大夫的祖宗之训，更保证文人具有更优渥的生活待遇，更从容的人格讲求，更精致的文学创造。宋代几位一流文人在政治、文学、学术、文化领域的创造成就，为中国史上所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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