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网11月2日讯为庆祝山东大学建校117周年，山东大学本科生院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经典十课”十堂专题课程。据了解，“经典十课”涵盖文、史、哲、理、工、医、经济、政治等学科，以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学生活馆为主课堂，向全校师生及海内外校友展示百年山大的课堂风采，致礼山大117周年校庆。

11月1日晚，记者走进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学生活馆，聆听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杜泽逊讲述“经典十课”第四讲:《是如何修成的》。

康乾盛世达顶峰 学术探索催生《四库全书》

讲演开始，杜泽逊向在场观众介绍了何为《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现场图片中四部书分别有四种不同颜色，代表四个季节。红色寓意“春”，绿色寓为“夏”，灰白色为“秋”，灰黑色为“冬”。如此精致的创意不觉让人有翻阅的冲动。

谈到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杜泽逊讲道，首先是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即“盛世修书”，皇帝希望传之于后代，让后代知道他们重视文化。杜泽逊教授以“北宋四大部书”(分别为《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和明代的《永乐大典》为例，向在场听众论证盛世修书的传统。

谈及第二个原因，杜泽逊说道，“修撰《四库全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帝王喜欢传统文化。”讲演中，杜泽逊教授旁征博引，以《康熙字典》为例，他介绍《康熙字典》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仅仅能查找字，还有统一字形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原因是乾隆时期是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不论是学者的人数还是水平或是经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皇帝雄才大略，因此想要自立为传。”杜泽逊讲道。康乾盛世的繁荣为修撰《四库全书》提供了基础。

最后一个原因，正是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康乾盛世之时，涌现出一批闻名的学者，也正是这一批学者对学术的不断探索，让整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一部可以包容万象、纵览古今的总著，更进一步推动后世学术的发展。

3000余人历时7年封笔 浩瀚巨作旷古绝今

“接下来我们谈的是这次课程最重要的问题，乾隆皇帝是怎么修的《四库全书》?”杜泽逊说道。的确，在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清王朝是如何完成如此浩繁工程的?

杜泽逊首先讲述了修撰《四库全书》的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帝想要修建一个图书馆，便下了一道圣旨，让全国向紫禁城献书。可是过了数月，却无人问津。“乾隆很生气，这件事又被重新提上议程，来自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向皇宫献书。”乾隆三十八年春，福建建议把四方献上来的好书以及《永乐大典》中的好书修在一起，这也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

“位于紫禁城的武英殿也曾献过书，乾隆为了嘉奖便题诗并赠予武英殿书，从此各地便踊跃献书，络绎不绝。”杜泽逊的讲述让在场听众连连称叹。

“当时第一件事考虑的是什么书可以入选《四库全书》，即‘分等’。”杜泽逊说，谈及未能入选的原因，“一是内容不行，二是书的水平不行，三便是政治问题。”

杜泽逊讲述了当年修撰《四库全书》的浩大场面，翰林院的“编辑”们负责校对，他们大多是举人出身，包括著名的官员刘统勋、朱筠、周永年。同时有3000多人负责誊抄，誊抄之人多为进士，“参与誊抄的人都会受封赏为‘举人’，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进京赶考。”

从征书到编撰完成，《四库全书》的出版前前后后历经7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总共誊抄7份，分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所谓“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此所谓“南三阁”。

“如此一部旷世巨著，前无古人，那么《四库全书》的命运究竟如何呢?”杜泽逊讲道，“誊录了7份，只能说乾隆太有先见之明了!”紫禁城文渊阁的一份在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时带到了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圆明园文源阁的一份在英法联军入侵时被焚毁;位于沈阳文溯阁的一份在中苏珍宝岛事件之时腾挪到兰州，现存于兰州;避暑山庄文津阁的一份现存于北京图书馆内;扬州、镇江的两份被太平军焚毁;杭州文澜阁的一份被太平军毁掉一半。

文章来源：《文学教育》 网址: http://www.wxjybjb.cn/zonghexinwen/2020/0925/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