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书，我生活过，我什么也不遗憾。生活对于我而言，总的来说是好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要责怪它的地方。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萨特

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是低血压的状态。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年就基本上丧失视力了一一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说得确切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我这样做，眼前勉强还过得去，不过我自己看不见我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再能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视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彼埃尔·维克多和菲利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此外他们还担负我自己无力胜任的编辑事务：我对他们口述，他们做笔记，或者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把我们商定的提纲写下来。偶尔我也动手写字，就是说我把这套节目应当包括的一篇演说的内容记下来。不过只有他们能辨认我的笔迹并且念给我听。

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的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不太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能根据物体占据的位置来辨认它们，使用它们。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存在的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难受的时刻，因为两年以前，有一个时期，病情比较严重。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游，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作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候隐隐约约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惟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维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并不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因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成分，如此等等。倘若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由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有富裕就是不够用。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的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工夫必定要求写作。通过在文体上下工夫从而在意思上下工夫，这正是我现在不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再也不能修改自己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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