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大非虚构写作平台到抖音快手的视频直播，“非虚构”已然成为了一种写作“热”。但亦有声音说，如果什么都可以被叫作“非虚构”，“非虚构”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今年，作家王安忆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非虚构课程，但她推荐书单上的绝大多数为西方人作品。10月17日，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恰是“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

耐人寻味的是，一天的活动下来，大家在“非虚构”“真实”等概念中打转，对于中国“非虚构”的定义、范围、意义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可以想见，若要每人都开出一份心中的非虚构书单，也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深究争论的实质，还是在于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边界不清晰。”何伟非虚构系列作品中文译者李雪顺说，美国非虚构作家、普利策奖得主、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写过一本《写作这门手艺》，其中提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于七十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大河恋》。这部作品只有“弟弟被杀”那里没有完全实打实去写——杀害过程真实，唯有地点做了转移，约翰·麦克菲因此认定《大河恋》还是一部虚构作品，“实际上，诺曼·麦克林恩本人对《大河恋》也是这样归类的。换言之，在美国创作界，假如99.99%的写作都是真实的，只有0.01%做了改变，它就不能被叫做非虚构。”

“我想在非虚构文学里，真实不应仅仅是目光所及的存在，对表象内部纹理的发掘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梁鸿说。

如今《中国在梁庄》已出版十年，她正在写“梁庄十年”。年初回到梁庄，她看到村庄的西头盖起了一栋四层洋房，这房子特别时髦，放在欧洲都不会落伍。走进客厅，只见墙上挂了三张大照片，有主人曾奶奶的，还有主人爷爷奶奶的，都穿着上个世纪农村的衣服。照片下面则是墨绿色的沙发和北欧式桌椅。

那一刻，梁鸿对这样的反差感到特别震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局部的表面的具象的存在，但那其实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这部分怎么镶嵌到村民的精神状态中，怎么镶嵌到村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恰恰更需要文学来进行呈现。”

对于非虚构，作家袁凌认同起码有一个标准——不能编造事实，不能杜撰对话，但光有必要条件是不够的。换言之，在真实的基础上，什么样的文本可以被称为非虚构文本，甚至是非虚构文学？

他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为例，直言自己更喜欢《中国在梁庄》，“我觉得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有意识规制了情感表达，但情感的自在表达也是很珍贵的。我认为非虚构文学中完全可以有情感，甚至可以有想象，只是你要说明哪部分是想象。”

“在调查中，我们当然遇到过‘三和大神’，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和大神’不足以代表 ‘三和青年’这一整个群体。”田丰说，社会学和文学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文学可以聚焦个体人物的故事，但社会学必须关注群体的平均或整体状况，必须用足够多的样本进行论证。

在来这次工作坊之前，他特意读了文珍的《寄居蟹》，也是一个讲述“三和大神”的故事。他玩笑说自己的第一个读后感是“文学创作比社会学调查容易好多”，“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调查里出现了，但按照社会学的学术规范，它没能出现在最后的书写中，因为找不到足量的相同案例。一般一次社会学调查下来，最后能在论述中使用的资料往往不超过总量的30%。”

但他也发现，和文学相比，社学会缺少了写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关注，太强调“情感中立”。“如果让我重写这本书，我或许会融入更多的情感。”田丰说，“我现在也会想，如果社会学适当地加入情感，我们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更好体现人物的境地与社会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是应该学习社会学这种理性的思维，但如果非要像社会学那样归纳总结些什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梁鸿说，因为文学最终的任务不是归纳和总结，而是深入和发散，最终不是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告诉大家还有很多可能的方向，复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