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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章:那些隐姓埋名的女作家

来源:文学教育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10-3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是什么?拥有一份工作?不依赖男性独立生活?投身社会活动?那么,写作算不算呢?答案是肯定的。写作意味着一个女人开始独立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

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是什么?拥有一份工作?不依赖男性独立生活?投身社会活动?那么,写作算不算呢?答案是肯定的。写作意味着一个女人开始独立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她希望全社会都能了解她的思想。

今年下半年以来,有两件事不约而同让女性写作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一是在国内公映的根据同名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小妇人》中,主人公、叛逆而独立的女作家乔最终坚持为自己的小说《小妇人》署上“马奇·乔”的真名。其二是英国“百利女性小说奖”赞助商即将出版“夺回她姓名”系列丛书,将隐瞒真实姓名几百年的女作家们的真实姓名呈现于读者眼前。

值得人们热议的,其实不是女性在写作中简单的署名问题,而是女作家是否需要化名为男性,来赢得更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以及由署名所牵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女作家为何要化名为男性?女性为何要写作?女性写作的价值何在?

同是署名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需要一种欲盖弥彰

伍尔夫(1882-1941)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隐隐批评了化身男性的女作家,“科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无一不是她们内心冲突的牺牲品,这从她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然而,同是署名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却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正是需要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

对于乔治·桑(1804-1876)来说,她把自己这个中性的名字当成一种时尚符号。她大约已经忘记自己的性别,把男性笔名作为自己进入公共领域的身份标识。作为知识女性,她认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强。她并非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认为女人抛头露面是可耻的。相反,她把巴黎文坛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她喜欢着男性服装,热衷于出现在公共领域。在带着女儿前往巴黎之前,她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曾试图为了维持婚姻而牺牲自我。在她的自传中,她非常理性地解释自己婚姻不幸的原因:“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在性格、思想观念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没有情感交流的婚姻中,她开始创作小说《教母》。此时,写作对于她,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和救赎。

乔治·桑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与法国社会从16世纪以来沿袭的文化沙龙的传统密不可分。尤其到了18世纪,沙龙的平等氛围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成为她们获取知识提高修养的课堂,涌现出众多沙龙女主人。这一文化基础使得法国的妇女地位与英美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乔治·桑的个性也和自己的母亲、父亲、祖母直接相关。她的母亲和外公都酷爱鸟类,她在自传中花了很大篇幅谈论鸟。对鸟儿的喜爱助长了她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她的父亲曾在拿破仑的军队服役,四岁之前,乔治·桑由父亲带着在军营长大。那里的欢快气氛造就了她擅长社交、恣肆爽朗的男性气质。给她最大影响的女性,要数她的祖母,除去三年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光,从四岁到20岁之前她一直跟随祖母生活。虽然祖母是贵族的后代,却对大革命持支持态度,她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祖母的宽广视野让乔治·桑看到了一个更高远的世界。祖父母的爱情也让乔治·桑一生都遵从自己的内心、爱得轰轰烈烈。她在巴黎文坛刚出道时,与情人于勒合作写书,用的是于勒·桑多这个笔名。当她独立出书时,出版商要求沿用这个颇有知名度的名字。她拒绝了,而启用了乔治·桑这个中性笔名。告别那个叫阿曼蒂娜·露西·奥洛尔·杜班的豆蔻少女;告别被人们称为杜德旺夫人的悲情少妇;告别仍然在精神上对男人有所依赖的于勒·桑多,一个刚强独立、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乔治·桑诞生了。这个笔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成长。

1832年,初到巴黎的乔治·桑发表了抒情小说《英迪亚娜》,它的恢弘气象让巴黎文坛对这位年轻女人绽开笑颜。虽然小说有她自己的影子,但是摆脱了自传体的窠臼,情节曲折,不仅反映两性关系,告诫女性关于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也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将人物关系置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把时代脉搏和浪漫情怀融为一体。

大约比乔治·桑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英国女学者弗农·李(1856-1935),原名维奥莱特·佩吉特,是一位在文史艺术方面早慧的天才少女。她在14岁之前,便用弗农·李这个中性笔名与恩师Jekin夫人通信,因为她觉得,“除了嘲笑之外,没有人会阅读一个女人写的艺术、历史和美学作品。”她14岁便在瑞士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历史的简述。1880年,她24岁时出版了专著《关于18世纪的意大利》。1884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布朗小姐》,讽刺唯美主义和艺术中的“肉体派”,遭到主流批评家的攻击,朋友们也没有声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当她关注“心理美学”领域时,她与英国的文学主流更加格格不入。她和克莱门蒂娜·安斯特鲁瑟·汤姆森合作,探讨对艺术形式的感知与人的反应之间的关联,将“共鸣”这个概念介绍到英国的美学圈,打破了佩特的美学理论的垄断,促进了美学的“新科学”进入英国的美学传统。

文章来源:《文学教育》 网址: http://www.wxjybjb.cn/zonghexinwen/2020/1030/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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