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瑞君（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最近几十年，宋代文学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时代，如何继往开来，作出新成就，无疑是值得宋代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个案研究必须有整体思维指引

宋代理学完成了融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既有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创造之功，也是宋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成果，更是中国儒学面对佛教、道教走出冲突融合的必然结果。而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如对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从文学论文学，还必须结合其理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对其人格的影响，以及在不同阶段对文学的不同作用，不能简单而论。

经典不再是封闭的亘古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的开放的。宋代的士人敢于弘扬主体精神，对经学、史学等都表现出不盲目信任的态度，而采取独立思考、经世致用的做法。宋人具有开宗立派的文化自信，具有探索反思的批判意识，具有勇于革新的开创精神，具有很高的力行精神。这一点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是个案研究中重视不够。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书法理论家，更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苏轼是政治家、哲学家、书画家，诗词文都为一流水平的文艺全才。有的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称之为学术性的作家，而仅仅提及他们写了经学、史学著作。一方面说明宋代作家独特丰富的角色使理论显得不足，另一方面提醒我们用单一的文学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宋代作家，很难走进作家的世界。必须全方位审视、多维度分析、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揭示这些作家的独特思想、性格特征、艺术风格。只有把宋代文学产生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文人独特的生存方法、价值观念，宋代政治思想、理学思想等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特征，宋代文学继承创新的时代特征，放在总体的学术框架下，构建多元化的系统的实用研究方法，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碎片化。

宋代科举的锁院制度对文人深入交往及诗歌唱和的意义、祠官制度与因此产生的文学创作心理和文学风格，都必须从社会制度本身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作品出发。宋代文学中理性思维的因素比起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丰富，这绝不能仅仅用理趣这一概念所能规范，而应该结合宋代社会对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以及作家创作心理变化、文学自身演变规律等综合考量。

宋代作家的作品数量大，对已有文本的解读尽管成果丰硕，但是文本细读的工作任务还很大。“写作新的文学史，需要大规模地重新评判无数以往的个别作家和作品，需要新的名家名作，提出新的辩论，并和以前的价值判断进行协商。”（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态研究必须综合考量

由于宋代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再加之宋代文学的文本资料十分庞大，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所有材料未能穷尽，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很有开拓的必要。党争表面上起因于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新君与旧君、皇权与相权、皇权相权与台谏之间、垂帘听政者与当朝者等复杂关系的集中表现。每种力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也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宋代的党争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而且或直接或间接影响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文化层面，而文学与思想、学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又千丝万缕，如果仅仅局限于党争对文学家个体命运的考索，势必把复杂的宏观问题简单化、微观化。但如果仅仅宏观概括，则很难解释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的人生轨迹、创作心态与作品风格。

而今论党争，只强调斗争。许多研究者仍然用保守、改革归类，其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积极主张政治革新的。但是在改革的措施、改革的速度、改革的重心上有较大分歧。北宋许多著名作家在党争中沉浮。然而党争形成的关系十分复杂，每个人在党争的不同时期命运之不同，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新旧两党除了政治主张不同外，争论的双方不免出现过激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辞。产生这样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政见不同，有的本来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相异，有的在个人升迁过程中曾遭对方反对，有的多年形成积怨。随着新旧两党在朝野的更替变化，以及不同阶段的人生起伏变化，针锋相对的局面也会缓解甚至根本改观。党争既有斗争又有文学来往、才华性格的惺惺相惜。一个时期矛盾斗争是必然性，而另一时期交往关心甚至部分肯定对方也可能成为偶然中的必然。凡此种种，不能用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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