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出版募资幸遇“红色保险掌门人”

谢寿天是清末民初教育家谢家山的第三个儿子。1926年，他从家乡余姚诚意商业学校毕业来到上海就学。因为父亲在上海通商银行做秘书，“吃金融饭”，成年后的他先是在民信银行当练习生，而后转入天一保险公司担任会计科科长，由此开启了“保险人生”。

此时，日本侵略魔爪已从东北伸向全国。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在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胡咏琪的引荐下，谢寿天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的“复社”。作为“孤岛时期”诞生的红色出版机构，“复社”寄意复兴中华，以推动进步书籍出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己任，办公地址就设在担任社长的新闻出版家胡愈之家里。

偶然机缘，胡愈之读到美国记者斯诺撰写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此书首次向全世界讲述了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实见闻。他当下拍板，决定找人翻译成中文版本，作为“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著。当然，原书名太过扎眼，为了便于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改名《西行漫记》。

只是，当时的环境下，“复社”刚刚创立，资金捉襟见肘，连买纸张的钱都凑不齐，要出版这样一部内容敏感的书，谈何容易。这时，谢寿天自告奋勇，利用他在金融界的人脉资源，竭力筹措资金，很快募集到出版所需的“第一桶金”。另外，他还想出了预约“众筹”的办法，即书价定为2.5元，预约只需交款1元，发给一张预约券，出书后凭券领取，读者就可享受1.5元的优惠。《西行漫记》一经面世，“洛阳纸贵”，一版再版，不到一年工夫竟接连印了4版，大批进步青年在这本书的感召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革命征程。

无独有偶，600万字、皇皇20巨册的《鲁迅全集》，也是在谢寿天的积极募资下，于1938年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对于弘扬鲁迅思想、激励全民抗战，可谓意义深远，影响巨大。

卢沟桥事变爆发，谢寿天的宿舍一度“高朋满座”，他和保险业进步人士共商大计，筹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借此平台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在天一保险公司内部，谢寿天借与公司同事共进晚餐之机，不失时机地“布道解惑”，春风化雨，团结了一批有志青年，成为之后成立“保联”的骨干力量。其间，他一手创办《保联月刊》，主推政治、经济、时事形势宣传，激发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还用个人积蓄为由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每日译报》提供资助，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得以刊载。

经历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1941年2月，谢寿天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委托谢寿天创办《经济周报》。作为发行人兼编委，他把党内外进步学者凝聚在周围，将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工商金融界的关注。周报还牵头组织“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吸引民族工商业者和经济学家近悦远来，为党的统战工作开辟了新的阵地。1949年初，因《经济周报》揭露国民党财政经济内幕，介绍解放区形势及解放战争进展详情，遭到国民党当局警告并被勒令停刊。直至上海解放，它才得以复刊。

上海破晓前夕，周恩来、任弼时致电香港，“点名”要已赴港秘密工作的谢寿天“尽先”返回黄浦江畔，任命他为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运用其对申城金融界情形了然于胸的特长，负责接管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

被鲁迅先生戏称为“拨伊铜钱”的“金融大咖”

鲁迅年轻时“有点皮”，爱给朋友起绰号。譬如称文字学家钱玄同为“爬来爬去”，称日本留学的同学邵明之为“熊”，给银行家蒋抑卮起的绰号索性就是一句绍兴闲话“拨伊铜钱”（即“给他钞票”的意思）。

原来，急公好义的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凡是遇到危急难搞的事情，常说“拨伊铜钱”，一刮两响，一诺千金，充满了银行家的豪气、底气和义气。蒋抑卮“拨伊铜钱”之名不虚。他早年赞助的《浙江潮》系上世纪初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闻讯创刊，他当即掏出100元作为杂志的开办费。他以个人名义设立“凡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设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以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本国人学术团体”……

蒋抑卮（中）、鲁迅（左）与友人留学日本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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