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著作等身，他的“解构主义批评”“影响的焦虑”论、“西方正典”论等，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继续讨论这些理论的具体内涵虽有其必要性，但作为中国学者，不必再深究在特定时空中、特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争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布鲁姆对我们的理论发展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他的真正贡献和遗产或许不是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文学作品分析方法或西方经典书目，而是在外来影响与文学理论的本土建构、文化传统与文学的守正创新、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精神与社会参与等更广泛的议题上提出了深刻见解。

外来影响和文学理论的本土建构

作为“耶鲁学派”批评家，布鲁姆受到德里达的影响，借鉴了法国解构理论的某些思路。布鲁姆与解构理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进路。布鲁姆提出，文学不是真理、世界的表征，言词无法表达它们的广博与深奥，文学仅仅是它们的一种比喻，“诗歌不是事物，而是指向其他词的词，这些词还指向其他词”，文学只是指向真理和本源的各种修辞手段或“转喻”。第二，文学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既然文学作品无法反映真实，只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游戏”，那么文学就不存在意义，“意义并不存在于诗歌之内”，从而呼应了德里达和德曼关于文本意义不确定的观点。

然而，布鲁姆并非德里达解构理论的盲目追随者，他的理论具有深厚的本土立场。如德里达所言，耶鲁解构主义“完全是北美的产物”，德曼的修辞性批评如此，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和“误读之图”同样如此，都扎根和生长于深厚的美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中。首先，“影响的焦虑”是对“创造力”的焦虑。新诗人开始学习写作时，发现前辈开发了种种技巧来表现各种主题，他们因无法如前人那样“独创”而心生焦虑，只能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和心理防御机制创造性地解读前人的诗歌，与前辈竞技，以获得不朽的名声。其次，布鲁姆认为文学的意义是开放的。意义不存在于单个作品之中，但它存在于诗人对意义孜孜以求的姿态之中，人的追求本身就是意义。诗歌“总是以主体为中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缩减为语言的问题”。文学不是“零度写作”，不是“语言本身可以写诗。实际上是人在写作，是人在思考”。对人和主体的强调，是美国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区分布鲁姆的观点和法国理论的重要标志。

布鲁姆常常被人批评没有完全践行德里达的解构观、不是纯粹的解构主义者，然而布鲁姆不照搬德里达，而是根据文学批评的规律、美国文学文化的传统，对德里达的部分原则进行了借用和创造性转化，完全把外来资源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布鲁姆使用的这一策略，为我们揭示了文学理论创新的一种路径。

历史传统与文学的革故鼎新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布鲁姆提出“影响的焦虑”“六个修正比”和“误读之图”。但与其说他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如说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文学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学理论。

布鲁姆的文学理论颠覆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说。艾布拉姆斯是布鲁姆在康奈尔大学的老师，他在其名著《镜与灯》中指出，对一件艺术品的理解总要涉及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四个要素，“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不论是模仿说、表现说、客观说还是实用说，都是把文学看作世界的映像、作者思想和情感的表达、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文本或读者自我阐释的对象。

与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不同，布鲁姆指出，文学是有抱负的强大作者面对伟大的前辈作家时，害怕失去创造力的焦虑的表达，因此首先是对作者心理和意志的表现。此外，为了应对前辈的压力，有抱负的作者采取了克里纳门（偏离前辈）、苔瑟拉（补充前辈）、克诺西斯（虚化自我）、魔鬼化（贬低前辈）、阿斯克西斯（摆脱前辈）、阿波弗里得斯（偷梁换柱）六种策略来修正前人的伟大作品。其过程与读者的阅读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所以文学创作也可被视为一种读者反应论。布鲁姆还相信，文学的创作和“误读”既通过反讽、提喻、夸张等语言手段来实现，又是这些语言手段本身，也就是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语言的转义。至此，布鲁姆糅合了作品、作者和读者三个要素，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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