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分流自唐代以后逐渐清晰，但文史不分始终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统，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史学研究注重文学笔法，文学创作则有着浓郁的历史背景。如唐诗中就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很多历史恰恰是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而保留在历史记忆的影像中。

文与史的分合

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其中有一句“春风不度玉门关”。如果我们从诗人的角度思考，诗人看到的是出了阳关和玉门关以后远离中原家乡故土，黄沙、荒漠、故人稀少，不复昔日如梦的繁华。但是从历史的视角，至少能寻觅到三个方面的景象：第一，玉门关、阳关的内与外。玉门关和阳关是出敦煌以后的两个关，阳关在南面，玉门关在北面，诗人的“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也好，“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好，都是指从内地跨入西北大漠的关口。玉门关和阳关内外，是地质地貌景观迥然有别的两个天地。第二，玉门关、阳关内外人文环境亦别有天地，关内是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和汉人主导的政权，以农耕经济为特色；关外则是多民族来来往往的舞台，是天山南北的绿洲和辽阔的牧场。第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后会思考，玉门关外的西北是否就是春风不度、黄沙大漠、人烟稀少的化外之地？我们所说的玉门关和阳关之外，即史书记载中的西域，实际上拥有灿烂的文化，民族众多，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地位显赫，西域与中原内地始终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以“历史眼”看穿历史，读诗而跳出诗外，这样会有更深的理解。

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表现了豪门寒门、士族庶族的几世恩怨、快意情仇，也揭示了中古时期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阶层的重组。

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场景宏伟，气韵悠长，不仅蕴含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复杂历史纠葛，彼此进退，也为我们描画出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经济地理区域过渡线。

最能引起思绪起伏的是唐宣宗李忱的“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吊白居易》），每读此句，都不禁掩卷思量：白居易所写的诗歌多反映百姓疾苦和现实生活的惆怅，也不乏直指宫闱秘史、关系对皇帝个人的道德评判。这些诗句在何种社会氛围中，才引起其后世的如此惆怅和悲伤，甚至思念和感伤之情呢？

最能发生反转效应的是白居易的“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跳出诗人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会触摸到历史的多面镜像；最令人动情的是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愁心、明月、清风，似乎是抒情诗常用的词语，但我们的视角也可无关情缘，而是追随诗人游历的脚步。我们可以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联想到背后支撑的是完备而快捷的交通网络；我们还可以从黄巢的一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感受到他的杀气与豪气，但是否想到还有怨气与怒气展露其中，是否想到正是积蓄已久的怨气转变成怒气才使千百万民众加入起义的大军？

有“诗圣”美誉的杜甫，他所创造的诗歌，有“诗史”之称，表明了杜甫的诗成为历史的见证，诗与史融为一体。白居易被誉为“诗王”，正是因为他的诗具有浓郁的现实关怀色彩，妇孺皆能吟诵。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众多现实主义诗人，以他们大量的诗篇引领我们揭开重重的迷雾，走向或更接近历史真相的殿堂。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前世的诗赋也有经典之作，唐朝以后诗歌也很发达，而且宋以后文人群体更加庞大，创作欲望更强烈，留传下来的诗文也更多，为什么独唐朝被推崇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呢？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的主导形式，代表时代特点和达到高峰的形式。宋被认为是词的鼎盛时代，元的元曲、杂剧，明清时期的小说，这些历经演变的文学形式占据着主流、主导地位，并达到顶峰，亦成为那个历史时期文学的代表形式。

唐诗的繁荣与黄金时代

唐代诗歌发达乃至称其为黄金时代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唐朝建立以后，尤其是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之治的出现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发展，社会生活秩序也趋向安定，各族民众不同形式的交往频繁（主要是中原和北方及西方、西北民族的交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物质基础逐渐雄厚，杜甫著名的《忆昔》歌颂的就是唐玄宗开元盛世物质富足的场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不从事生产的人，这些人才能创造出精神产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不一定同步，但文化的繁荣一定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大一统的国家和众多民族，注入不同民族的新鲜血液，各民族经济、文化之间频繁交流，物质生活比较富裕，才有条件产生大量的诗人、作家；这些人的眼界、情感会逐渐扩张，其作品不但题材广阔、形式多样，而且诗风也大多健康、淳朴、浑厚、雄壮，充满时代精神。因此，政治上的安定，经济上的发展，各方面的交流的频繁，是诗人大量涌现、唐诗繁荣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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