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华中师范大学，树木葳蕤，景色怡人。学子们行走在校园小道上，说笑声在风中飘荡。

　　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走着看着，突然惊叹一句：“桂子山上的春天实在太好了！”此时，距离武汉解封，刚刚一年时间。

　　武汉封城期间，刘醒龙与很多作家一样，从未离开战场。他把所有的彷徨、呐喊、忧虑、感动，尽付笔端，化成一篇篇文学作品，抚慰着疫情中人们的内心。

　　随着疫苗的普及，战胜疫情不再遥远。疫情过后，文学如何呈现这段历史？后疫情时代，怎样创作出像《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那样的经典之作？

　　这是刘醒龙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的疑惑。日前，在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思索着，也在不断解答着。

　　“文学的精神意义就是帮助人们对抗恐惧、对抗失望”

　　刘醒龙把发言的题目定为“伟大的陪伴”。他认为这个题目大致能够概括疫情防控中文学的功用：“文学有多么伟大，这样的陪伴就有多么伟大。”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团火光，一次驰援，一声问候。疫情期间，在湖北，在广东、上海、北京，在全国各地，作家们自觉投入抗疫斗争，记录和传播这场战疫中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

　　“当疫情来临时，当灾难来临时，人们充满了恐惧，而文学的精神意义就是帮助人们对抗恐惧、对抗失望。”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文学抗疫，目的是让人们重新获得信念，经受考验。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回忆了一个难忘的瞬间。疫情期间，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一位年轻人在病床上专心看书的照片走红。当时，他被这一幕深深击中：“我们应该庆幸，人类还能选择阅读，还能通过文学来抵御疾病，还能通过文学与文化去寻找精神避难所。”

　　文学的根本价值是什么？刘勇将其概括为“无用之用”，“无论是抗疫文学，还是文学抗疫，本质上都是借助文学实现对人类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养，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始终承续的‘文以载道'的文脉，体现了文学对守护人精神世界、构筑人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

　　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而人民是文学书写的灵魂。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桫椤观察到，抗疫引发了文学对人本身的重新观照，“在消费社会中，受到商品观念和技术理性挤压的人文价值，应当在文艺实践中被重新唤起。一切文艺创作都应该围绕人性、人道、独立、尊严、激情和理想等进行，偏离了这个方向，文艺将沦落为纯粹的文字游戏”。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经过此次疫情，中国作家更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以及文学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就在历史之中，这是写作的总体性。要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中，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发挥文学的力量，真正为时代写下精神，写下人们正在创造、正在奋斗的面貌。

　　“从单纯的情绪疏解到综合的理性回望”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取得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而文学书写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文学抗疫走向抗疫文学。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波捕捉到这种改变。“从单纯的情绪疏解到综合的理性回望，作家们经历着从即时性的现象呈现到相对立体的专业书写，这一过程也对应了作家们对抗疫文学认知的变化。”刘波说。

　　《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蔡家园把文学抗疫分为三个阶段：在疫情初发阶段，文学主要是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相当多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就像是轻骑兵，疏解人们心理压力，增强人们抗疫信心；中国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后，作为历史中人，作家可以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时代标本，冷静审视和客观记录；今后全球抗疫取得胜利，经过时间的沉淀，作家可以运用望远镜来审视这场疫情，思考和表达将会超越前两个阶段。

　　疫情防控期间，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也有很多肤浅应景之作。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坦言，翻检数以万计的抗疫诗歌，撼人心魄的精品凤毛麟角，审美功能普遍弱化。“抗疫诗歌的‘井喷'，给人造成一种新诗复兴的感觉，可惜它并非缘于创作本身品位的提升，而是借助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使其有了较为强大的存在感。”罗振亚说。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罗振亚认为有两个：多数诗歌只解决了“贴近”疫情的题材、立场问题，而未注意日常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换与超越，导致了艺术性滑坡。同时，诗人们只耽于物象、事态与情思的贴合，难于进行超越性思考。缺少深刻的理性筋骨做支撑，只是简单肤浅的“应时”“应景”，诗歌自然走向真而肤浅、真而不美的境地。

文章来源：《文学教育》 网址: http://www.wxjybjb.cn/zonghexinwen/2021/0420/11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