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斌在《萧红入编课本的不幸遭遇》中指出:它宣称选自《呼兰河传》,却与原作出入极大,节选部分不足八百字的原文,被删去了二百多字,就是剩下的四分之三篇幅也被改动多达百余处。
课本中的《火烧云》与作者的批注
参与国家统编教材编写、统稿的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首师大特聘硕士生导师陈维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任何素材进入课本,都有可能进行一定的改动。文学作品再好,进入教材,不一定完全合适,进行改动是很正常的。……进入教材,必须符合典范的标准。文章里面写的,好多地方不符合现代用语习惯。小孩要学规范的语言,所以小学课本中的改动稍微多一点。选进教材的,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肯定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好,也不一定适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高中有辨别能力了,就尽量地保持原貌,加一些注释。大学,更可以这样。所以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在4月23日举行的作家余华线下活动中,他也谈及名作家作品在课本中的遭遇的这个话题,相比于萧红的《火烧云》,余华作品的“命运”似乎更坎坷一些,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曾被人教社高中语文收进教材,没几年就被踢出去了。人教社编辑室主任对余华说,这个作品学生们普遍反映读不懂。余华说,“后来有一年广东高考的时候,把《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一个题目考,说全答错了。我就很好奇,我去查语文老师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写的教案,所有教案看下来以后,我觉得真是分析得非常好,但说实话,让我考的话肯定也不及格。”
余华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谈文学和语文的关系:“文学可以说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而语文是下来摘桃子,只要能够进入语文课本的,基本是一些起码在文学上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东西,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但在质量上是相对安全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开放性,不同的人在里面有不同的感受,这才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但是进入语文以后,文学作品又变成一种被固定的、封闭性的空间,老师们用封闭的方式去教学生。”
“我不知道现在课文里面还有没有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反正我小时候被教育说,这篇文章反映的是鲁迅在百草园童年多么欢乐,到三味书屋进入封建主义什么的。我后来重读鲁迅,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觉得后来在三味书屋鲁迅仍然很欢乐,只不过环境变了,但是孩子天真欢乐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往那边引?所以我觉得,一部文学作品进入课本以后是好是坏很难说,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是一件好事。”余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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