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离开父母，背着书包、红薯和馒头，穿过一片乱坟岗，沿着曲里拐弯的沟边走上两里地，到北吴仁村小学，已是小学三年级新生。一堂课后自习，背着手的语文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兼宿舍，他靠在磨得油光发亮的藤条圈椅中，指着作文本上的两句诗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窗外，雀儿在树枝上啾啾，我觉得耳朵尖发烧，惴惴然并足站立着，回答得语无伦次。那段日子有位领导人逝世，学校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低沉的哀乐，我在作文里引用了报纸上悼念的诗句，想烘托一下悲戚的气氛。抽了半根黑卷烟，喝了两口酽茶，因政治运动从外地公办教师返乡变成民办的梁老师，见我面露愧疚之色，得意地仰头吐出一串烟圈，以长辈的口吻叮嘱到，以后写文章不要抄写别人的东西，就像孩子长得丑，终究是自己的。被浓烈烟味呛得不停咳嗽的我，反复琢磨着这句话，走出老师办公室，如释重负。瓦蓝色的天空被鸽子的翅膀擦得一尘不染，我长长呼了口气，吹走了头顶几朵白云。后来，高年级一个同学含着崇拜的眼神对我说，梁老师上课时夸你十岁就读完了三大卷《水浒传》，我们都没看过。此后，我对抄袭敬而远之，力求写出自己的文字。

一场大病，休学半年，挺着孱弱的身子再进马家庄乡中，就留了一级。班主任闫老师让大家练笔写周记，我就编了个真实的故事，大意是星期六下午回八里外的家中背干粮，途中抄近路踩踏春天返青的麦田，被同行伙伴教育而悔悟。当然，结尾处的虚构是为了升华主题。那时，闫老师刚从大荔师范毕业，相貌英俊，身材挺拔，衣着干净，是女学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日上完早读，大家都围在教室外的山墙下指点议论。有个同学把我从教室里拽出去，说你写的周记被贴在墙上了。站在人群中偷眼瞄看，老师一字未改，享受着羡慕的目光和赞叹，心里溢满喜悦和虚荣。想着闫老师在闷热的夏夜汗流浃背，一边拍打蚊蝇，一边顶着灯泡，用毛笔蘸着墨汁在一张张旧报纸上工笔誊写的情景，满怀感激和崇敬。以至于周末父亲骑着嘎嘎作响老掉牙的自行车，到二十里外的老师家，送了半篮子土鸡蛋和两把手工挂面。面对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仅有的真诚，老师实在推辞不过，他的感谢体现在以后对我特别认真的指导。那篇写周记的小本子也历经周折，在我辗转数地的书箱里保存了许多年。

被有高考状元美誉的黑池镇高中录取后，初中同班同学只剩下三人。教语文的范老师温文尔雅，一副厚厚的金边近视镜，更加衬托出脸颊的白皙和清瘦。每次把我似是而非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朗读，已成为贫困日子里获取自尊的幸福时光。在“高考改变命运，拼搏创造辉煌”的标语下，他红笔批阅的 “文似看山不喜平”、“形散而神不散”等大段评语，龙飞凤舞又鼓舞人心。我头脑发热，软缠硬磨，逼迫父母掏出积攒的血汗钱，订阅了诗刊、散文、文学报、小说选刊、文艺评论等报刊杂志，还悄悄报考了南京青春文学院创作班，妄想在上世纪末的“文学革命”大潮中展露锋芒，结果一心二用，荒废了学业。听补习的同学说，不久范老师离开学校，调到税务部门工作，还打听另类的我有没有考上大学。

经过黑色七月的残酷洗礼和淘汰，走过“一考定终生”的独木桥，时代的幸运儿寥寥无几。倔强地违背父母意愿，野心膨胀的我拒绝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连年复读，在县城同乡处忍饥挨饿躲了一周，抱着生活出作家的必胜信念，回来后提前踏入社会这所综合大学，美其名曰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期间曾有机会接近教师职业，被一个父亲当教育专干的女孩相中，因没有撞出火花而不了了之。谋生不易，白天栉风沐雨，夜晚挑灯看剑。相比筋骨疼痛，精神空虚更可怕，常常在辛苦劳作之余，挤出零碎时间，研习经典，操练诗文，为暗淡迷茫的青春寻找一抹光亮。

相继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文章，隔上十天半月就能收到邮递员送来的稿费单，不仅有扬眉吐气的窃喜，还有前程似锦的贪婪。一日，家在城里的同学来乡下玩，捎话说合阳县报社的李编辑想见我。惊喜之余，骑上单车忐忑前往。一大早走进编辑部，李老师坐在地上正发脾气，周围扔了一堆杂志报刊，看来也是性情中人。我弯腰帮忙捡拾，他小声说：这会儿工作有点忙，晚上见。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廉价小旅馆挨到天黑，摸索着踏上简易铁梯爬到临街三楼，一盏昏黄的电灯让鸽子间生出几丝暖意。李老师送走一位作者，端详着我不停地说：跟想象的差不多。没有酒，也没有烟，却一屋子书生意气。那天晚上谈了好多，如文章要有真情实感、投稿要契合时令环境等等，特别是离别时鼓励我“多读多写多投稿，一定会成功”的寄语，使我热血沸腾。后来，县报停刊后，听说老师回家务农，独自骑着单车沿着黄河从下游到上游采风，回来后在自家的苹果园里潜心创作，钦佩不已。多年以后，经过县城中心广场，偶然发现明代修建的尊经阁上挂了一个大条幅，原来李老师出了本长篇小说，甚是欢喜，当场打听在哪儿能买到，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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