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文学讲习所建立的时候，我想起此前与这命名相关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成立的、以何其芳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一个是源自延安鲁艺、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讲习所。前者与北大关系密切，当时就是隶属于北大的。后者与北大虽无直接的亲缘关系，但因为是事关文学的，我们同样感到亲切。这两个文学机构，一个标明“研究”，一个事关“讲习”，都使我联想到今天我们建立的这个机构的任务和职能。望文生义，也许,如今这个挂靠在北大中文系的实体机构，它的诞生与存在离不开“研究”、也离不开“讲习”！

从学生时代到留校当教师，我可以说是北大中文系的老人了。我有自己的记忆。记得系主任杨晦先生明确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书，不要被“路边的野草闲花”所诱惑。而且指名道姓地要我们不要学某某某和姚文元——这两人年轻就发表文章，很让中文系的同学动心。杨先生这么一说，就把那时已经入学一年的刘绍棠给吓跑了。我从汪曾祺的文章中读到，西南联大的罗常培主任，也说过不培养作家的话。这是老话，大家听听则可，也不必认真。

以我个人的见解，作家真的不是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西南联大可以聘请沈从文当教授，但沈从文能成为作家，却非西南联大之功。禀赋、勤奋、丰富的人生阅历，理想与怀抱、加上敏锐的感受力、飞扬的想象力，以及丰富的表现力，使沈从文成为杰出的作家，因此也使他成为出色的教授。汪曾祺的情况也近是。我认识曹文轩的时候，他已经是作家了，他也不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刘震云也不是。曹文轩或者刘震云的写作才能，可能与北大有关，更与他们自身的感悟、积累和修养有关。

但是，老北大、西南联大、现在的北大，从来都不拒绝作家，而且从来都欢迎作家。如今，不仅是北大中文系，而且还专门成立了文学讲习所，我们请莫言先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开头，我们更准备接纳更多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到北大来。这动因，不是今日才有。我揣测，这一定是北大感到了一种庄严的使命和神圣的召唤：作为一所文、理、工、农、医、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大学，它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是德、才、体、美等方面十分健全，而且还应当是有着丰富的文学修养，使之最终拥有丰沛的人文精神。

新成立的文学讲习所也许承担不了培养作家的任务，但是它可以完全胜任提高作家素养和充分发扬作家才能的职能。未能成为作家的，使之接近和具备成为作家的条件和素质，已经成为作家的，在这里可以受到良好的训练，得到文学史和文学知识的提高和充实。从这个意义看，成立文学讲习所不仅没有违背杨晦先生的初衷，而且是发展了和拓宽了他的办学理想：不仅是中文系，而且是全体的北大学生，都要接受文学的教育。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的学科，但是文学作用于人的心灵。从梁启超到蔡元培，都在反复讲文学可以强国新民的道理。鲁迅和郭沫若先后弃医从文，也是感到了新时代要有新精神，而新精神的养成，则依靠新文学的传播。

作为后人，我们总怀想遥远的、惊世骇俗的魏晋风度，也总神往伟大的、博大恢弘的汉唐气象，岁月匆匆，百年忧患，我们甚至缅怀清末民初的悲凉与刚烈。一个时代有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曹文轩经常强调文学的优雅和文学的能够让人变得优雅。告别粗鄙，拥抱崇高，让我们培养的学生从学识、人格、直至举止、修辞都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让我们成为不仅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风度的、优雅的一代学人。这也许就是孔子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的境界。

面对新的、伟大的时代，重铸一个景仰魏晋、光大汉唐、乃至接续清末民初的伟烈精神的、新的一代风流，这应当是北大期之未来的、久远的目标。而这，也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对于今日北大的期望与憧憬的梦。

[1] 语见《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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