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的考证表明，“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古代汉语中的“文学”泛指种种博杂的人文知识。尽管诗、词、文、赋、传奇、杂剧、小说等众多文类济济一堂，但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称迟迟未曾诞生，“文学”进入现代汉语经历了多种观念的交汇、冲突、磨合，文学概念的定型与声势浩大的新文学遥相呼应。

20世纪30年代前后，人们对于“新文学”的认识已经接近现今的标准含义。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如此定义文学：“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文学概念的定型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

首先，不同知识体系的对接。日本学者将古代汉语“文学”与英语literature互译，这对于现代文学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与literature的互译并非简单的词汇配对，同时考虑到相称的历史背景。这个时期的现代汉语之所以需要一个与literature相仿的概念作为众多文类的总称，知识体系的衔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西方文化的登陆不仅输入了大量的新词，同时还展示了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经史子集是传统文化沿用的知识分类方式，西方文化中的现代社会科学则按照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门类分科。现代性同时制造了众多知识体系相互遭遇的历史情势，西方知识体系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教育的声援。晚清以来，我们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接受时常与西式教育制度的引入联系在一起，经过反复的争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设立了“文学”科目。传统的“辞章之学”聚焦于遣词造句的文法修辞，现代文学的虚构、想象则是一种与理性、分析、实证相对的认知模式，尽管“辞章之学”从未被排除于文学之外。教育制度的移植是促成不同知识体系“联姻”的重要原因。

其次，经世致用的思想。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独立的重要前提是摆脱经学的辖制。《奏定学堂章程》放弃了“尊经”的思想而允许“文学”作为八门主科之一，这是“文学”赢得学术主角待遇的标志。然而，文学并未因此放弃经世致用、移风易俗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文学为人生”的观点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时常被视为现代文学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量齐观的理由。

再次，语言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华美的言辞常心存戒备，追求言辞的华美如同舍本逐末，诱惑人们沉溺于遣词造句而抛开了高远的思想境界。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的白话文来自迥然不同的现代理念：启蒙民智。白话文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许多传统的大型叙事文类因此被正式纳入文学的范畴。

最后，叙事文类进入文学视野的中心。古代士大夫纵论天下，吟诗作赋，对于流行于村夫野老之中的小说不屑一顾。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小说与戏曲仍然是被拒之门外的对象，叙事文类成功进入文学史是在鲁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崛起之后。

现代文学概念是多种知识体系与文化传统的重组。然而，娱乐主题遭到了理论建构的压抑。作为现代文学概念的基本内容，文学使人“得到愉快”指的是文学的审美愉悦。晚清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审美愉悦承担了国民教育的政治功能，这种观念是当时启蒙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审美愉悦混杂了多种相异的特质，产生了大量的娱乐效应。叙事文类的兴盛与世俗精神联袂而来，从逗乐、刺激、惊险、黑幕到宫闱秘事、豪门八卦、武侠侦探、明星艳情，娱乐主题拥有广阔的市场。相对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启蒙、改造国民性而言，娱乐曾经是一个负面主题，多次遭受现代作家的谴责。

然而，文学发展史证明，娱乐时常成为大众与文学的联系中介。许多作品流行于民间的重要原因正是娱乐。汹涌的革命洪流和持久的战争改写了历史面貌，娱乐一度丧失了存身的空间，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文化空间的“软化”是娱乐主题破土而出的重要原因，娱乐主题与商业的结合造就了新型的文化生产模式，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大规模登场，现代性、市场经济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娱乐到底屏蔽了什么，同时又敞开了什么？“白日梦”的心理结构是对“文本快感”的基本解释。所谓的“白日梦”并非个人的隐秘幻象，而是包含了群体的期待，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娱乐主题的通常模式依赖哪些基本的社会学预设，又对于哪些前提视而不见，借助作品的故事躯壳，群体的期待获得了象征性实现。经济层面上，文化商品的投资和利润很大程度上围绕传媒展开，传播文化史证明，娱乐与传媒始终共生共荣。符号生产与娱乐主题互惠互利，传媒的经济效益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扩张，并且渗入到作品价值评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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