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颖/制图

作 者：天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严前程（24岁）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我想，我曾遇到的乡村老师和支教老师皆为点点春雨，无言地浇灌了我心底“逐梦”和“支教”的种子。多年后，我从西部奔赴更远的西部，决心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守护一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也算是应了机缘造化吧。——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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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朋友问我，怎么想到去新疆支教？

我笑答，造化使然。

事实上，造化的蝶破茧翩跹，历经了十几年的光阴流转。

山丘火种

很小的时候，我在组里“发蒙”（组是比村小一级的行政单位，鄂西方言仍称初入学堂为“发蒙”）。学校孤立在离家不远的山丘上，盖着瓦片的两间校舍均只有一层。乌黑斑驳的围墙外，是各家各户的农田，种油菜，种茶苗，也种红薯和土豆。有时上课时，偶尔能听见田间地头的几声吆喝和铁锄撞击石块发出的脆响。长大后，我才蓦然意识到，近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几乎全在围墙里头，父辈的生活则始终在围墙外头。

当时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姓刘，三十出头。她同时教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启蒙老师。工作日的清晨，她踏着六七公里的土路赶来学校，可谓“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我家在她赶往学校的必经之路上，因此，她总是顺道捎上我。有时不巧，我还没有吃完早饭，她便等我。

当时学校有三个年级——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更高年级的学生大些，脚力尚可，便去七八公里外的村级小学上学。因为只有一个老师，所以三个年级不得不挤在一间教室上课。一个年级的学生不多，我们那届最少，只有四个人。课堂上，刘老师把课程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个年级听课的时候，其他年级便做练习。整间教室，唯独刘老师，丝毫不得空闲。

学堂的时光很是欢乐。在院坝大小的操场上，春天能摘野花，夏天能捉蟋蟀，秋天则可以放风筝。唯有冬天，有些难熬。天寒，我们常缩在教室里，然而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呼呼的冷风便从旷野灌进教室，再灌进我们的裤筒里、衣袖里。因此，那时的我们，手上有一两处冻疮是很平常的事儿。

后来，刘老师搞来几张塑料薄膜，把它们固定在四面窗户上，用以抵御寒风。她还找来一个破旧的火盆，将它支在教室后面，并让我们各自从家里带来一些玉米芯或几块木柴。次日，柴堆渐高，熊熊的火焰也在教室后面燃起来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吧。之后，一下课，我们便挤在火盆旁了，刘老师是“生火员”，也是“安全员”。位置往往不够，这时我发现刘老师要么撤到离火盆很远的地方，要么就挪到浓烟熏眼的方位去。

后来有一日，村级小学的校长来到我们学校。他和刘老师端详着校舍的墙壁，操一口方言说道：“嚯！是有这么长一条裂缝咧。”

“嗯，原本就一小道，兴许是前一阵子暴雨……”刘老师应着。

此后不久，便听到学校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息。我们所有学生因此被转到村级小学去了，我也提前两年走上“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求学之路。

村级小学要大许多，但教室的窗户仍没有玻璃，只是塑料薄膜厚些。几年后学校新修了一栋教学楼，“玻璃”的事儿终于有了着落。在村级小学，我再次遇到刘老师，也遇到多位像她一样的好老师。

后来，到镇上念初中。初一时，我们班里来了一位年轻老师。他给班里带来欢笑，带来新的学习方法，也带来更广阔的视野。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杰哥。杰哥教我们语文，我爱听他的课，他懂得多，人也风趣幽默。一次，见他在教室里头头是道地给一个同学讲英语句式。语文老师还能教英语？我有些惊诧，自此，对杰哥多了一份敬重。我和杰哥拍过一张合影，他把它夹在一本相册里。一日，他在办公室里给我看这张照片，顺便给我看了一圈儿他的其他照片。其中一张我印象深刻，他站在长城上，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和照片里的阳光一样灿烂。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认识的到过长城的人。“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扭过头看他，又多了一份奇妙的敬重。杰哥露出招牌式笑容，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多出去看看。

几月之后，杰哥要走，我才意识到，他是会走的。我们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我们。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后一句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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