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虽然不认同说理文是文艺创作，但事实上，“有我”的说理文纳入现代散文版图拓展了散文的文体疆域，像鲁迅、闻一多、宗白华、李健吾等，都有类似的创作。此时的朱光潜从事文学批评，参与文学教育，主编文学刊物。值得注意的是，践行“此身、此地、此时”，朱光潜的文学观是在现场和行动中形成的，他为《文学杂志》所作编辑后记，既是文学现场实录，也是他文学观具体而微的表现。据此，也确立了朱光潜个人文学批评和同时代写作的关系。在他的批评文字中，涉及政治与社会，古典与现代，文学及艺术，如《望舒诗稿》《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王静安的〈浣溪沙〉》《自然画与人物画》等，至今仍然给我们审美的启发。

“我一向不会文艺创作，只写些说理文。”朱光潜的说理文，今日可以归为杂文和随笔一类。虽然说理，但并不刻板，自由洒脱，深得杂文之“杂”和随笔之“随”的滋味。如《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一篇，他以海上与岸上观雾为例，写日常生活如何呈现出不同面向，演绎何谓审美距离:“你站在岸上时，海雾是你的实际世界以外的东西，它和你中间有一种距离，所以变成你的欣赏的对象。”朱光潜的说理文，被赞誉深入浅出，胜在列举的恰当、说理的耐心和逻辑的整齐。这些都是相当的文学训练的结果，如其所言:“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他认为文法训练骨子里直通修养:“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朱光潜的说理文有大量以“谈某某”为题目，比如《谈动》《谈静》《谈十字街头》《谈摆脱》《谈人生与我》《谈趣味》《谈学问》《谈青年与恋爱结婚》《谈英雄崇拜》等，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会发现在貌似无所不谈、一切皆可谈中，贯穿着艺术与人生的线索，其重心在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现代人。无论是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还是后期的《谈美书简》，朱光潜带动了寓深邃之思于平易有情对话中的“书信风”，客观上也提供了中国现代散文经典的“书简体”的范本。

朱光潜是世人所知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还是一位重要的现代散文家。2012年中华书局版《朱光潜全集》共30卷，其中《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都可作宽泛意义的散文观之。他创作的狭隘意义上的散文并不算多，但都担得上真诚为文的典范。《露宿》和《花期》两篇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皆是以时序记录事件与人物的随笔。比如，《花会》述成都阳春三月花会盛况，集中书写成都人，无论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出城游春，“趁风和日暖的时候吐一吐城市的秽浊空气”。而朱光潜则似游客之一，移步换景，游花会，赞花会，最后落笔在人过中年的兴致。由《花会》联想到他发表于1956年10月6日《光明日报》的《经戈壁赴敦煌》一诗:“驱车走戈壁，遥见水一湾，行至水现处，依旧是黄沙。驱车走戈壁，遥见树成林，行至林现处，乱石倚沙岑。”两篇散文，一则旧体诗，皆为纪行，皆注重描摹物象情态，少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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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朱自清在《〈谈美〉序》中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最重要的理论，“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朱光潜欣赏“修辞立其诚”，认为“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他常讲“文学是人格的流露”，在他的理解中，“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作家与批评家都应当对艺术持有纯真的态度，“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也便是对于文学的忠实”。质言之，朱光潜文学观的重心正如他所说，“文学无古无今，始终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他爱着文学，念着人间生活。他在《慈慧殿三号》记录了居所外院的芜乱和市井烟火;《后门大街》写每年上灯时节后门大街上的拥挤人群:“我觉得自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我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大群人的脉搏的跳动。”此情此景正是朱光潜所体认的:“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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